那家私人医疗中心没有显眼的招牌，门口只挂着一块很小的铜牌，颜色已经有些发暗，像是故意让路过的人忽略这里。格雷照着纸条上的名字报给前台，年轻女人低头核对了一眼，没有问他和谁预约，也没有让他填写任何东西，只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临时通行卡递过来。卡片正中只有“访客”两个字。格雷把它别到夹克上时，忽然觉得有些讽刺——在足球世界里漂了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拿到一件看上去像正式身份的东西，居然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来访者。电梯门合上以后，镜子里的人也确实不太像球员。头发只是随手抓过，胡子没有刮干净，眼底还留着昨晚喝酒后的红，唯一一件能见人的夹克套在身上，反而让他更像是准备去偷东西的人。想到这里，格雷低头看了一眼夹克内袋里的黑色小盒，至少这一点和外表还算一致。
三楼走廊尽头站着一个短发女人，三十岁上下，黑色套装，低跟鞋，手里夹着几页文件。她没有迎过来，只等格雷自己走到面前，视线先落在他胸前那张临时通行卡上，又抬到脸上。“贝纳利的人？”格雷说自己不属于贝纳利。女人嘴角动了一下：“很好。属于他不是什么值得承认的事。”格雷把黑盒从内袋里拿出来递过去，她没有马上接，先问一路上有没有人跟着。格雷想了想，说如果有，那说明他们找错人了。女人看了他一秒，似乎是在判断这句话到底是玩笑还是回答，最后还是伸手接过黑盒，转身推开旁边那扇门。门只开了一瞬，里面的争吵却已经漏了出来。有人说记录错误不能等同于违规，有人追问药品批号为什么对不上，还有一个声音几乎是在吼：“你们想毁掉一个孩子吗？”门随即关上，格雷只来得及看见一张桌角、几份摊开的文件和几只同时伸出来的手。
他在走廊里等了四十多分钟。天花板上有一根灯管接触不良，每隔几秒便闪一下，墙上几张足球海报边角都已经卷起，看上去像某种过期了却一直没人想起来撤掉的乐观。格雷没有手表，只能靠那根灯管和门缝里偶尔漏出来的声音判断时间。他原以为自己会紧张，真站在这里以后却发现更多的是无聊。球场上的九十分钟至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比分落后也有记分牌提醒；球场外的等待没有哨声，没有时间，也没人告诉你究竟还剩多久。走廊另一头终于开门时，一个戴棒球帽的年轻球员快步走出来，旁边跟着一名中年男人，一路压低声音提醒：“别说话，看前面，别停。”年轻球员原本照做，走到格雷面前几步时，却还是抬了一下头。
两个人只对视了一瞬。
格雷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问，却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个被周围的人花了很多力气保护起来的孩子。那张脸上有害怕，也有一种还没有被完全打碎的笃定，仿佛事情无论糟糕到什么程度，最后总会有人出来替自己收拾好。格雷十五岁时见过另一种天才的脸，那时候他只会嫉妒，因为对方被球探选中，而自己只得到一句“不错”；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天赋有时候也会让一个人更晚知道，世界对普通人究竟有多硬。中年男人很快把年轻球员带走，短发女人又等了几分钟才出来，把另一只空瓶塞进格雷手里。
“走楼梯。”
格雷看了她一眼：“为什么？”
女人推了推眼镜。
“电梯那边今天多了两双眼睛。”
格雷笑了一下。
“真巧。”
“职业足球里，巧合通常很贵。”
这句话让格雷第一次认真看她。她不像医生，至少不只是医生；也不像那些只会照着合同和条款说话的普通律师。她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镇定，好像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足够麻烦，她反而没有兴趣再表现出紧张。格雷问她是谁，她没有回答，只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没有抬头的名片，随手塞进他的口袋，告诉他以后如果还想找活，别只找贝纳利，那个人太蠢。格雷问她不怕自己也蠢。女人看了他一眼：“蠢人刚才会问那个球员叫什么。”说完便重新推门进去，没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
格雷沿楼梯往下走，楼梯间里有消毒水和潮湿铁锈混在一起的气味。走到二楼时，下面传来两个人的脚步，不快，也不慢。格雷本能地停住。这个反应和足球没什么关系，更像是小时候在陌生街区里一点点学出来的东西——听不清楚的脚步最好不要迎上去，不知道是谁的人，也不用急着让对方先看见自己。他推开二楼安全门，站到门后等了几秒，两名穿深色西装的男人从楼下走上来，其中一个手里拎着牛皮纸袋，袋口没有完全合拢，边角露出了一截照片。照片上的脸正是刚才那个年轻球员。
两个人没有东张西望，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威胁，只一路上到了三楼。
格雷等到脚步声彻底听不见，才重新推门出来。
那一刻，他当然不知道纸袋里究竟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那两个人代表谁。他只是第一次隐约意识到，自己送进去的那只药瓶没有让任何事情结束，反而像一块掉进水里的石子，表面只响了一声，下面的波纹却已经荡到了另外几张桌子上。
离开医疗中心时，外面的阳光很好。格雷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鼻腔里的消毒水味还没有散，街上的汽车声却已经把三楼那场争吵隔成了另一个世界。他很想知道刚才那个年轻球员到底是谁，甚至只要现在转身回去，在前台多问一句，或许就能从某个不经意的回答里找到一点线索。可罗马先生说过，不要问名字。
格雷第一次发现，“不知道”原来也可以是工作的一部分。
作为球员时，他总觉得信息越多越好。教练为什么不用自己，球探究竟写了什么，哪家俱乐部还在看，只要把这些事情弄清楚，好像总还能做点什么。今天他第一次主动把一个问题留在原地。那感觉并不舒服，甚至有点像在球场上故意放过一条自己明明看见的传球线路，可他最后还是没有回头。
街对面有两个孩子正为一个界外球吵得面红耳赤，一个穿巴西队球衣，一个穿意大利队球衣，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竟然蹲在路边用石头剪刀布决定球权。格雷站在那里看了几眼，没有把刚才那条走廊总结成什么阴谋，也没觉得自己突然看见了足球真正的样子。他只是觉得那两个孩子很幸运，至少他们现在的争议，还可以靠一只手解决。
晚上七点四十五分，萨米在一间小酒馆里把第二个信封交给他，里面的钱比第一封更多。萨米说罗马先生喜欢他。格雷把钱收进内袋，说被这种人喜欢听起来不像什么好事。萨米喝了一口啤酒：“但能吃饱饭。”
这句话比任何关于道德的劝说都有效。
格雷真正感到的，是一种近乎可耻的松弛。明天吃什么暂时不用再想，旅馆的钱也可以多付几天，甚至那双已经开胶的球鞋还能再拖一阵。酒馆门被人推开，冷风裹着油烟灌进来，他下意识按了按夹克内袋，确认信封还在那里。短发女人的名片也在，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格雷没有立刻打。
他把那张名片在指间翻了两次，又塞回夹克内袋，和装钱的信封放在不同一侧。那天以后，他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把钱、名字和不能问的问题分开放。
当时的格雷当然不会把这叫作规矩。
他只是第一次发现，足球场外同样有走廊，而有些人真正想决定的，并不是谁能踢满九十分钟，而是谁能从哪扇门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