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谊会设在中山公园后头的一座小院里。
赵卫东骑自行车去的。
林婉清本来要跟，他说都是些老家伙，你去了闷得慌。
林婉清没坚持，只把他那件中山装的领子整了整，又塞了块手绢在他兜里。
院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扎着个低马尾，穿一件灰蓝色的对襟褂子。
赵卫东走近了才认出来，是方姐。
七十多了，腰板还直，眼睛还是那样亮。
“卫东。”
方姐叫他，声音不高，跟当年在交通站喊他“粮仓”时一个调子。
赵卫东快步过去，把手伸出来。
方姐没握他的手，两只手攥住他的胳膊，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她比赵卫东矮一个头，仰着脸看他，眼角湿了，但嘴角往上弯着。
“七十多了吧？”
赵卫东问。
“七十三。”
方姐松开他，抬手擦了擦眼角。
“你六十四？”
“嗯。”
方姐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
“你是我们这些人里最年轻的。”
“当年也是最小的一个，二十出头就管着一个交通站。”
“老周那时候跟我说，这孩子有本事，胆大心细。”
她顿了一下。
“老周要是还在，看见你今天这样，准高兴。”
赵卫东没接话，跟着她进了院子。
院里摆了四五张圆桌，桌上铺着白布，搁着茶壶茶碗和一碟碟花生瓜子。
来的人不少，赵卫东粗粗扫了一圈，大多认识，但名字一时叫不上来。
有几个头发全白的，坐在轮椅上被家属推着。
有一个拄着拐棍站在墙根底下跟人说话，背影佝偻，走路一步一步往前蹭。
方姐凑过来低声说：“那是老孙，八十三了，腿脚不行了。”
赵卫东看那个背影，想起当年在城外交通站，老孙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送情报，蹬得飞快，车后座绑着两袋面，从鬼子岗哨底下钻过去，连头都不回。
老孙转过身来，看见了赵卫东，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拄着拐棍往这边挪，赵卫东迎过去扶住他。
老孙的手瘦得只剩一层皮，攥着赵卫东的胳膊，指头直抖。
“粮仓。”
老孙叫他。
“孙叔。”
“你胖了。”
老孙咧开嘴笑了，牙没剩几颗。
“当年在城外，你瘦得跟猴儿似的。”
“有一回你推着车过河，车轱辘陷在泥里，你一个人扛起来的。”
“我在岸上看着，心想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
赵卫东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来。
“年轻那会儿，有力气。”
老孙攥着他的手不松。
“后来听说你开了个合作社，日子过得好。”
“好。”
“好。”
“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每说一个就点一下头。
赵卫东在他旁边坐下来。
院子里的人陆续到齐了。
赵卫东看了一圈，至少来了三四十号人，岁数都不小，最小的也六十往上。
有几个老太太凑在一起说话，手里拿着老照片传着看。
有个老头站在院子中间，大声跟人说他前阵子住院的事，嗓门亮得很，听着不像病人。
这时候院门口进来一个人。
赵卫东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
那人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头发全白了，但步子迈得稳。
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褂子，拄着一根竹拐棍，不用人扶，一步一步走进来。
德叔。
赵卫东站起来。
德叔今年该有九十了。
当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德叔是年纪最大的一个，负责管账和传递消息。
他比赵卫东大二十六岁，那时候赵卫东叫他德叔，现在还是叫德叔。
德叔走到院子中间，四下看了看，看见了赵卫东。
他拿拐棍在地上点了点，慢慢走过来。
赵卫东上前两步扶他，德叔摆摆手，自己拉开椅子坐下来。
“九十了？”
赵卫东在他旁边坐下。
“九十。”
德叔的声音沙哑，但字咬得清楚。
“耳朵还行，眼睛花了。”
“腿脚还凑合，一天能走二里地。”
赵卫东看着他的脸。
那张脸上布满了深一道浅一道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
但眼睛还是亮的，目光落在赵卫东脸上，稳稳的。
“德叔，您身体硬朗。”
“硬朗什么。”
德叔摆了摆手。
“老周、老刘、小陈，都走了。”
“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家伙，还在这世上占地方。”
赵卫东没接话。
德叔看着他，忽然笑了，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全挤在一起。
“粮仓，你还记得1942年冬天那批药不？”
“你从天津弄过来的。”
“我管的账，记在一本旧黄历上。”
“后来黄历烧了，但数目我都记得。”
“一百二十盒磺胺，三百斤棉花，两百匹布。”
“你一个人，分了三趟运进来的。”
赵卫东点了点头。
“德叔，您记性真好。”
“忘不了。”
德叔把拐棍靠在桌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
“我这辈子，什么都能忘，那些年的事忘不了。”
“夜里做梦，还梦见在胡同里绕，后头有人追。”
“醒来一身汗。”
联谊会正式开始后，方姐站起来说了几句话。
她声音不高，但院子里安静得很，每个人都听得清。
她说今天来的都是当年北平地下党交通线上的老人，这些年走的走、病的病，能凑齐这么多人不容易。
她说感谢大家赏脸，更感谢那些来不了的，在里头的、在医院的、在坟里的。
底下没人说话。
有几个老太太拿手绢擦眼睛。
赵卫东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茶是茉莉花茶，温的，正好。
轮到自由发言的时候，老孙第一个站起来。
他拄着拐棍，说了当年送情报的事。
有一回他把情报藏在鞋底里，过鬼子岗哨的时候，伪警察让他脱鞋检查。
他蹲下来解鞋带，手抖得系不上扣。
伪警察踢了他一脚，让他快滚。
他提着鞋光脚走过去，脚底板扎了碎玻璃，一路走一路滴血，情报送到了。
“那时候年轻，不怕死。”
老孙坐下来，把拐棍搁在桌边。
“现在想起来后怕。”
“那时候要是被查出来，脑袋就没了。”
德叔也说了两句。
他说他管账管了八年，每一笔进出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回组织上拨下来一笔经费，他数了三遍，多出十块钱。
他连夜走了二十里地，把那十块钱退了回去。
“不是我的，一个子儿也不能拿。”
底下有人点头，有人鼓掌。
赵卫东坐在角落里，手里端着茶碗，听着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站起来说。
说完了的坐下来，没说的还在酝酿。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说话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轮到赵卫东的时候，他没有站起来。
他只是把茶碗搁下，说了几句。
“我没做什么。”
“那时候年轻，有力气，能跑腿。”
“组织上让送什么就送什么，让往哪送就往哪送。”
“真正难的，是那些在前头的、在后头的、在里头的。”
“我比他们运气好，活到了今天。”
方姐坐在对面，看着他，点了点头。
联谊会快结束的时候，方姐站起来，说了最后一件事。
她说这些年老同志们一个一个走了，当年的故事也跟着走了。
她提议大家凑一凑，写一本回忆录，把那段岁月记下来，给后人留个念想。
底下人都说好。
但谁来牵头写，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写回忆录得要个能拿笔的、能跑腿的、能张罗事的。
“我提议赵卫东。”
方姐说。
底下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同意”。
接着稀稀拉拉地都跟上了，连德叔都举了手。
赵卫东愣了一下，想推，方姐已经走到他跟前了。
“卫东，你别推。”
方姐在他旁边坐下来，声音压得很低。
“这些人里，你年纪最轻，脑子最清楚。”
“当年的事，你知道的比谁都全。”
“你不牵头，谁牵头？”
赵卫东看着她。
方姐的脸被日光照着，皱纹一道一道的，但眼睛还是亮的。
他想起1943年秋天，方姐在交通站门口给他递了一个包袱，里头是两件棉袄和一双布鞋。
她说天冷了，路上穿。
那时候方姐才三十出头，梳着两条辫子。
“好。”
赵卫东说。
方姐笑了。
她拍了拍他的手背，站起来，大声宣布：“主编定了。赵卫东。”
院子里响起一片掌声。
老孙拍着椅子扶手，德叔拿拐棍在地上点了两下。
散会以后，赵卫东推着自行车往外走。
德叔拄着拐棍在后面慢慢跟着，方姐搀着他的胳膊。
走到院门口，德叔忽然停下来。
“粮仓。”
他叫了一声。
赵卫东回头。
德叔站在门槛里头，白发在日光底下亮得晃眼。
他拿拐棍指了指赵卫东。
“那本回忆录，好好写。”
“把老周写进去。”
“把他那个半张纸币的事也写进去。”
赵卫东点了点头。
他推车出了院子。
胡同里的槐花开得正盛，香气浓得化不开。
他把车支好，回头看了一眼。
方姐正搀着德叔往外走，两个老人的影子被日头拉得长长的，在青砖地上慢慢挪。
那天夜里赵卫东把光幕调出来。
【每日盲盒已到账，是否打开？】
【1986年5月26日。连续签到：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九天。】
【当前空间等级：九级。种植区：九十亩。养殖区：存栏三百五十头。】
【累计送出物资价值：六十四万三千大洋。】
他点了“是”。
【盲盒开启中……】
【获得：特殊道具，空白档案册（五十页）一本，钢笔一支。】
赵卫东把档案册和钢笔取出来，搁在堂屋的方桌上。
他把那本旧笔记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夹书签的那页。
上面写满了名字，有些名字后面画了圈。
他把旧笔记本搁在档案册旁边，又把老周那份会议记录复印件从空间里取出来，压在档案册底下。
他坐下来，拿起钢笔，在档案册第一页上写下一行字：“北平地下党交通线回忆录。主编：赵卫东。”
他把笔搁下，关了灯。
月光从窗纸外面透进来，照着桌上那摞纸和那支笔。
明天该去找方姐，把当年的人员名单对一遍。
老周的那份名单是第一份，但后面还得添人。
那些走了的，那些还活着的，都得写上。
他在炕上躺下来。
林婉清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了一句：“定了？”
赵卫东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