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之后，合作社的账目比去年好看了一些。
刘先生把一季度的报表送来的时候，在账房门口站了一下，把报表搁在桌角，没有立刻走。
赵卫东把报表翻开看了一遍，面粉、粗盐、煤油的出货量都比去年同期多了两三成，食堂那边的流水也稳住了。
“刘先生，这季度的盈利比去年全年还多。”
刘先生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供应缓过来了，街坊手里也有钱了。”
“货走得快，库存周转得过来。”
赵卫东把报表合上，搁在桌面上。
“拿出三成来，做街道上的事。”
刘先生没有问做什么事，只点了一下头，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本子记了一笔。
修路的事是开春之后开始的。
槐树胡同西头那段路面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积水，何大清有一次去菜市口买菜，差点在那儿摔了一跤。
赵卫东去看了一下，把那段路量了量长度，又找了建筑公司的人问了问材料价钱，回来让刘先生从合作社的账上拨了一笔钱，买了碎石子、水泥和沙子，雇了几个街坊出工。
何雨柱下了班也来帮忙，推着一辆借来的板车来回运石子。
干了三天，那段路垫平了，压实了，跟东头那段老路接上了。
路灯是第二件事。
胡同里以前只有巷口有一盏路灯，往里头走就黑漆漆的。
赵卫东跟区里申请了一下，区里批了指标，合作社出了一部分钱，在胡同中段和巷尾各添了一盏。
电工来装灯那天，赵卫东在底下扶着梯子，抬头看着那盏灯亮了，黄色的光从灯罩里洒下来，把胡同中间那段青砖路面照得清清楚楚的。
卖豆腐的老刘从那儿经过，站在灯底下抬头看了一眼。
“往后晚上出门不用摸黑了。”
困难户的事是易中海提的。
他巡逻的时候发现胡同里有两家日子过不下去，一家是前街的老太太，儿子在东北没回来，一个人带着孙子过。
另一家是后街的修鞋匠，腿有毛病，接不了太多活儿。
赵卫东让刘先生从账上支了一笔钱，每月给这两家送一袋面、一壶油，让易中海去送。
易中海送了两回之后回来跟赵卫东说。
“老太太问是谁给的，我说是街道上的。”
赵卫东靠在椅背上。
“别说我。”
那天下午赵卫东去街道办开完会回来，路过菜市口的时候碰见了方姐。
方姐正从一辆自行车上下来，手里提着一只文件袋。
“卫东，我正找你。”
两个人站在菜市口的墙根底下说了一会儿话。
方姐说区里最近在总结各街道的经验，有人提到了“南城街道综合服务社”的做法。
“你拿合作社的利润做街道的事，这个做法区里觉得可以推广。”
赵卫东靠在墙上。
“我就是个顾问，合作社的事是刘先生在管。”
方姐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一下。
“行，顾问同志，你继续当你的顾问。”
第二天，胡同里贴了一张表扬信，红纸黑字的，贴在公告栏旁边。
上面写了“南城街道综合服务社”的名字，说他们“盈利不忘街坊，修路装灯济困，值得学习”。
底下落着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章。
赵卫东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没有停步，继续往合作社的方向走了。
但何大清那天下午去买菜的时候，在那张红纸前面站了一会儿，回来跟赵卫东说了一句。
“胡同里的人都看见了。”
赵卫东正在灶台边坐着，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
“看见了就看见了。”
那之后几天，赵卫东走在胡同里的时候，打招呼的人比以前多了一些。
有人远远地喊一声“赵委员”，他点点头继续走。
有人凑过来问“路灯的事谢谢您了”，他说“是街道上办的”。
有人把手里的菜篮子往他面前举了一下，“合作社的菜比别处新鲜”，他说“刘先生进的货好”。
大家听他说完，笑一笑走开了。
赵卫东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早上倒脏水，晚上蹲在灶房门口择菜，没有因为那些招呼多停一步。
何雨柱有一天傍晚收工回来，在灶房门口蹲下来择菜的时候说了一句。
“赵哥，今儿个有个顾客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赵卫东手里择着豆角。
“哪儿的？”
何雨柱把择好的豆角搁进盆里。
“副食店的，姓李。”
“人挺本分的。”
赵卫东把最后一根豆角择完，搁进盆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你自己看着办。”
何雨柱没有再往下说，站起来端着菜盆进了灶房。
那天夜里赵卫东坐在堂屋里对账的时候，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何大清去开的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一只布袋，肩膀上还挎着一只帆布书包。
何大清在门口站了一下才认出来。
“跃民？”
钟跃民在门槛外面站定了，比走的时候高了大半个头，肩膀也宽了，下巴上有一层青茬。
“何叔，我回来了。”
何大清侧身让了让，钟跃民跨过门槛走进院子，在石榴树底下站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那棵树。
赵卫东从堂屋里出来，在台阶上站定了。
“跃民。”
钟跃民转过身来看着他。
“赵叔叔，我考上了。”
“西安的大学，学机械。”
赵卫东走下台阶，在石榴树旁边站定了。
他伸手在钟跃民肩膀上拍了一下，拍得不重，但手掌在那里停了一拍才收回来。
“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钟跃民在灶房里吃了一碗面，跟何雨柱两个人蹲在灶房门口说的热闹。
赵卫东坐在堂屋里，没有出去。
他坐在桌边，把那封信从兜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杨先生从旧金山寄来的。
信上写得不长，字还是那个字，笔画粗，用力重，像是拿钢笔在纸上一笔一笔刻出来的。
“赵先生，我在旧金山开了一家中餐馆，生意还行。”
“想起当年在北平的旧事，写封信问问你好不好。”
“杨。”
他把信折好搁在桌角。
窗外传来钟跃民和何雨柱的说话声，断断续续的，间或夹着几声笑。
他把手伸到煤油灯的灯罩旁边烘了烘，指腹有些暖。
他想起1945年那个秋天，杨先生最后一次来找他，说“你会后悔的”，他回答说“那就等我后悔了再说”。
三十年了。
他把煤油灯拧暗了一些，站起来走到窗边。
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月光底下被照得清清楚楚的，钟跃民正蹲在树底下跟何雨柱说着什么，两个身影在路灯的光晕里拉得长长的。
他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夜风灌进来，带着春天里特有的那种微微发潮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