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赵卫东从区里回来的时候，何雨柱正蹲在灶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只搪瓷缸，里面盛着半缸热水。
“赵哥，居委会那边让各家各户去领通知，说是有重要广播。”
赵卫东把布袋搁在灶台上。
“什么广播？”
何雨柱把搪瓷缸搁在膝盖上。
“不知道，说是晚上七点，在大院的居委会办公室。”
赵卫东没有再问，在灶台边坐下来帮何大清择菜。
吃过晚饭之后，天已经擦黑了，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暮色里只剩下一团暗色的轮廓。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出院门，沿着胡同往居委会的方向走。
何大清没有跟出来，何雨柱也没有，但赵卫东走到胡同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灶房里的灯还亮着，窗户纸上透出一团暖黄色的光。
居委会办公室在那条胡同拐角的一间大屋子里，门口已经站了不少人，有人坐在里面，有人站在外面。
赵卫东在门口站了一下，找了个靠墙的位置站定了。
屋子中央搁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屏幕不大，外面罩着一只木壳，屏幕上正播着新闻，画面有些模糊，但能看清。
他站在墙边，手插在兜里，看着那台电视机。
新闻里在播尼克松访华的消息，画面里出现了穿着大衣的人在机场握手的场景，有人翻译着说了什么。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是美国总统”，旁边的人接了一句“这是要跟美国建交了”。
赵卫东没有说话，目光落在屏幕上那两个人握手的画面上，看了很久。
从居委会出来的时候，街面上的路灯已经亮了。
他沿着胡同慢慢走，没有急着回去，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在石榴树底下站了一会儿。
林婉清从堂屋里出来倒水，看见他站在树底下，把盆搁在墙根边上，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广播说什么了？”
赵卫东把目光从石榴树的枝桠上收回来。
“美国那边来人了。跟咱们握手了。”
林婉清站在他旁边，月光从墙头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成两道挨得很近的暗色。
“那以后呢？”她问。
赵卫东把兜里的手抽出来，在石榴树干上搭了一下。
“以后……会变的。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
林婉清侧过头看着他。
“会变好吗？”
赵卫东把搭在树干上的手收回来，看着远处胡同口那盏路灯照出的那一小圈光晕，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
“会的。一定会。”
他没有再多说，转身走进灶房，在灶台边坐下来，把手伸到灶膛口烘了烘。
何大清正蹲在灶台前头烧火，锅里烧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着。
他没有问广播的事，赵卫东也没有说。
两个人蹲在灶台边上，一个添柴一个烘手，火苗在灶膛里跳了几下又稳住了。
那之后的日子里，街面上的气氛变了。
赵卫东每天去区里上班的时候，路过菜市口能感觉到一些细微的变化，大字报比以前少了，墙上贴的东西被雨水冲得发白，没人再往上糊新的。
买菜的时候有人说话的声音大了些，不再像前两年那样压着嗓子。
合作社那边的货架慢慢满了起来，刘先生把新到的货一件一件码上去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比以前松了一些。
方姐有一天来区里开会，开完会在走廊里叫住了赵卫东。
“卫东，区里在讨论一件事，有些在运动中受了影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可能要陆续恢复工作。”
赵卫东站在走廊里，日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鞋面上。
“好事。”
方姐看着他。
“你那边要是有合适的人，可以报上来。”
赵卫东想了一下。
“刘先生。他教书教了这么多年，能回去教。”
方姐点了点头。
“你写个材料给我。”
赵卫东当天晚上就把材料写好了，第二天一早送去了市委大院。
他回来的时候路过合作社门口，在铺子前面站了一下。
刘先生正坐在柜台后面记账，鼻梁上架着那副圆框眼镜，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划着。
赵卫东没有进去，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赵和平的信是十一月初到的。
信封比以前的厚了一些，里面除了信纸之外还夹了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赵和平站在一片空旷的田野前面，穿着一件厚棉袄，身后是一台拖拉机的轮廓。
他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爸，妈，这是我开的拖拉机”。
信写了两页，第一页说的是农场的事，秋收结束了，粮食打得比去年多，他被评为农场的“先进生产者”。
第二页写到最后的时候，笔迹变得快了一些，像是有什么话已经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出口。
“爸，妈，农场的知青们开始复习功课了。听场长说，上边可能要恢复高考，让知青考大学。我们这儿好几个人都翻出了旧课本，晚上点着煤油灯看。我也在看。要是真能考，我想试试。”
赵卫东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信折好搁在信封里。
他把照片拿起来看了很久，照片上的赵和平比走的时候瘦了一些，但肩膀宽了，站姿比以前稳了，像一棵正在慢慢把根往深处扎的树。
他把照片递给林婉清，林婉清接过去看了一会儿，把照片搁在桌角上。
那天夜里赵卫东坐在堂屋桌边，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光幕在面前亮了一下，他没有打开，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月光从窗户纸外面透进来，在桌面上铺了一小块淡白的光。
他把信折好搁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在石榴树底下站了一会儿。
冬夜的冷风从墙头灌下来，把树枝上最后几片干枯的叶子吹落了，打着旋落在青砖地上。
他伸手接住一片，搁在掌心里看了看，又把它搁回树根底下的砖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