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开春的时候，赵卫东发现合作社的进货量开始往下走。
头两个月还不明显，面粉和玉米面的到货量比去年同期少了大约两成，到了四月份，少了将近一半。
刘先生月初送来账册的时候，在页边用铅笔批了一行小字——“供应收紧，宜精打细算”。
赵卫东看了之后把账册合上，搁在桌角。
菜市口那几家粮店门口开始排起了队。
队不算长，但每天都有人排着，有时候天刚亮就有人拎着面袋蹲在店门口等着。
卖豆腐的老刘的铺子里，豆子的供应时断时续，有时候连着好几天没有豆腐卖，他就把铺子门板卸下来晾在墙根底下，坐在门槛上抽烟。
槐树胡同口的公告栏上，新贴了一张通知，写着“粮食按计划供应，凭证购买”，落款是街道办事处。
何大清蹲在灶房门口削土豆的时候，把土豆皮削得比往常薄了一些。
赵卫东蹲在台阶上择豆角，看见他把削好的土豆搁进盆里时，手指在土豆表面摩挲了一下，像是在确认那一层薄皮削得够不够干净。
何雨柱有一回从食堂回来，在院子里跟赵卫东说：“赵哥，食堂那边这个月的大米配额少了三十斤。柱子哥那边也紧张了。”
赵卫东正在往柴堆上码新劈的柴火，手里的动作没有停，“食堂那边还能撑多久？”
何雨柱蹲下来帮他把散落的柴火拢成一堆，“省着用的话，还能撑一个多月。但如果配给再缩，就不好说了。”
赵卫东没有接话，把最后一根柴码好，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当天夜里他进了空间。
三十亩地里冬小麦已经抽了穗，齐崭崭的绿浪在暖光里起伏着。
养殖区的鸡鸭存栏依旧保持在高位，每天捡出来的蛋装了六只大竹筐。
加工厂里的面粉和罐头存量还算充足。
他在田埂上蹲下来，把近三个月的物资消耗在心里盘算了一遍，又估算了一下空间里的储备能顶多久，心里有数了。
从四月中旬开始，赵卫东每隔几天就会做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
有时候他在后院清点货架的时候，会往易中海的板车底下塞一袋玉米面，袋口用旧报纸裹着，外面看不出来。
有时候他路过聋老太太门口，会顺手把一小包挂面搁在她窗台上，用一块蓝布盖着。
有时候他会在何大清早起之前，往灶房角落的米缸里多添几碗米。
他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快，像是早就习惯了用手里的东西去填补那些无人察觉的空隙。
何大清有一天早上起来揭开米缸盖子，看见米比昨晚多了半截，手在缸沿上停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把米舀出来淘洗了。
何雨柱有一次在后院清点库存的时候，发现角落里多了一袋没贴标签的粗盐，他蹲下来看了看袋口的扎绳，又看了看赵卫东，什么也没有说，把那袋盐搬进货架底层。
易中海有一天卸货的时候，从板车缝隙里摸出一小包红糖，用油纸裹着，封口整齐，他拿起来看了看，搁进了灶房里。
聋老太太有一天在窗台上发现了一包挂面。
她拿起来看了看，没有问是谁放的，搁进屋里之后走出来，在石榴树底下坐了一整个下午。
傍晚赵卫东从合作社回来的时候，老太太叫住了他。
“卫东，你过来。”
赵卫东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老太太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
“你做的事，我知道。你不说，我也不说。”
赵卫东没有接话，蹲了一会儿站起来走进了灶房。
街道上那些排队的人里，有些人的面袋比别人的鼓一些。
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问。
方姐有一次来合作社办事，在账房里坐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没有回头。
“卫东，有些事我知道了。”
赵卫东正在翻货单，手里的纸页没有停，“方主任，你知道了什么？”
方姐沉默了一拍，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板在她身后合上的时候，赵卫东抬头看了一眼那扇关上的门，又低头继续翻货单了。
入夏之后，街道上的气氛比往年沉了一些。
孩子们在胡同里奔跑追逐的声音少了一些，有时候能听见谁家屋里传出压低了嗓门的说话声。
赵卫东每天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合作社的门还是每天按时开，货架上该摆的东西还是摆着，只是数量比以前少了。
刘先生坐镇柜台，称面的时候秤杆端得比平时更稳，像是要把每一粒粮食的重量都算清楚再递出去。
有一天傍晚，赵卫东坐在灶房门口择菜，聋老太太坐在石榴树底下摇蒲扇。
暮色从墙头漫下来，把院子里的一切都染成暗灰色。
老太太摇了几下蒲扇，忽然开口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你那个地方，东西还够吗？”
赵卫东把择好的豆角搁进盆里，“够。”
老太太没有再问了，把蒲扇搁在膝盖上，看着院子里正在暗下来的暮色，像是已经把那个答案妥帖地收进了一个她不会轻易翻动的地方。
那天夜里赵卫东又进了一次空间。
他蹲在田埂上，光幕在他面前无声地亮了起来，边框泛着浅金色的光。
【历史事件触发：1959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
【宿主周围的社会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
他没有立刻关掉，蹲在那里把光幕上的字看了两遍，像是在反复确认一行已经被翻过很多遍的账目上的数字。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田埂尽头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刚翻过的泥土，土是温的，带着一股新翻过的潮气，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沉默地继续生长着，不管地面上的风声有多大。
他站起来退出了空间。
夜风从墙头吹过来，把院子里晾着的几件衣裳吹得轻轻晃动了一下，又恢复了静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