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的事是区里牵的线。
那天赵卫东正在账房里看孙志远送来的季度报表，方姐推门进来，没有坐下，站在桌边把话说完了。
“南城还有两家小合作社经营不下去，区里想把它们并入你这边。”
“一家在菜市口东头，一家在永定门内街。”
“规模都不大，但地段好、有客流。”
“你要是能接手，区里可以在政策上支持。”
赵卫东把报表合上，靠在椅背上。
“那两家欠着外债吗？”
“欠的不多，主要是经营思路不对。”
“你接过来盘一盘，能活。”
赵卫东想了想。
“行，我过去看看。”
两家合作社的情况跟方姐说的差不多，货架空了大半，墙角堆着积压的货底子，柜台后面坐着的店员比顾客多。
赵卫东在两家铺子里各待了一个下午，把库存清点了一遍，把员工的名字和到岗时间记在小本子上。
其中一家的账本记录得潦草，他翻了两页就合上了。
另一家好些，但记法跟他用的不一样，需要重新统一格式。
他回到铺子里跟刘先生商量了一晚。
刘先生把两家的财务数据誊到自己的账本上，算了半天，抬头说了一句。
“能在半年内扭亏。”
赵卫东听了这句话，第二天就去区里签了接收协议。
兼并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员工开会。
五十来号人把铺子后院站满了，有人靠着墙蹲着，有人搬了砖头垫着坐，有人站在石榴树底下，手里攥着刚领到的工装。
赵卫东站在灶房门口的台阶上，把未来半年的安排大致说了一遍——岗位不变、工资不减，但所有账目要按统一标准重新记，所有库存要重新盘点入档，以后进货和出货都要走新的流程。
他说话不快，但每一条都说得清楚，像是已经把这条新路在脑子里反复铺过好几遍了。
后头的事情，一步一步地落到了该落的位置上。
刘先生挂上了“总会计师”的牌子。
他把三套账本并成一摞，坐在账房的新办公桌后面，每天从早到晚伏在桌面上，算盘珠子拨得飞快。
他把三家合作社的记账格式统一了，又新加了一套“日清月结”的制度贴在墙上。
字是用毛笔写的，一排排地排在白纸上，行距均匀，边距齐整，像一张被反复誊写过的手稿。
易中海被任命为“物流部经理”。
他的活比以前重了，要协调三间铺面的进货和配送，每天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在三个点之间来回跑。
他把运输路线画在纸上贴在办公室里，用红蓝铅笔标出了每条路线的发车时间和到达时间，排得像一张被反复调整过的列车时刻表，出发、抵达、中转，都在他脑子里拧成一根笔直的钢索。
何大清被聘为“餐饮部顾问”。
他不用再天天站在灶台前头了，但每周末会去合作社的厨房转一圈，尝尝何雨柱新调的酱汁、看看新来的帮厨切菜的刀法，偶尔纠正一下火候。
他从不说“你应该这么做”，而是蹲在灶台旁边，拿过勺子替人翻两下锅，那人看了自然就知道该怎么改了。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厨工颠勺时手腕没使对力，菜洒了一半在灶台上。
何大清没有开口，只是从他手里接过锅铲，把剩下的半锅菜重新翻了一遍，起锅装盘递过去。
“下次手腕稳一点，菜就不会跑了。”
何雨柱在小吃窗口后面的灶台前越站越稳，葱油拌面已经成了窗口的招牌。
他学会了控制火候，面条筋道，酱汁挂得匀，葱花在热油里爆过之后余香很久才散。
每天中午窗口前头排着队，有人从三条街外特意走过来吃。
他站在那里，围裙上沾着面粉和油渍，颠勺的动作从容利落，跟几年前蹲在灶房门口赌气说“我不想让人管”的样子，已经隔着好几座灶台的距离了。
合作社的名气慢慢传开了。
先是附近的街坊，然后是其他街道的居民，后来连城东和城西都有人专程来买东西。
有人问路的时候说“那家合作社”，旁边的人会接一句“就是赵卫东开的那家”。
赵卫东在账房里听过不止一次这种对话，每次都假装没有听见，低头继续翻货单，把从外面传来的声音隔在木门外面。
那天下午区里来了个干部，戴着眼镜，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在铺子里转了一圈，跟刘先生聊了几句账目的事，又去后院的厨房看了看，最后被请进了赵卫东的账房。
他在桌对面坐下来，把公文包搁在膝盖上，先寒暄了两句，说“你们合作社现在办得不错”，然后话锋一转，端起了面前的茶杯。
“赵卫东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入党？”
赵卫东正把桌角的钢笔搁回笔筒里，听到这话，手上的动作没有停。
“我已经是党员了。”
那人握着茶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瞬，茶杯离嘴唇还有一段距离。
“你什么时候入的？”
“去年秋天。”
他把笔筒摆正，看着对方。
“宣誓仪式是在区政府的会议室里办的。”
那人把茶杯搁回桌面上，没有碰，只是搁下了。
“好的，我知道了。”
“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
他没有多坐，站起来拎着公文包走了。
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步就出了大门，融进街面上的人声里，被风一卷就散没了。
赵卫东还坐在桌边，没有起身送。
他把桌角那只被对方碰过的茶杯端起来，倒了半杯新茶，又搁回去了。
他知道那个干部下次来，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
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又高了一些，枝条穿过暮色向四面伸展开来，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像一幅正在收笔的速写画。
每一根枝杈的走向都稳妥地指向它该去的位置，像一支排列整齐的笔，正等着被依次取用，写下明天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