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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协委员的头衔在纸面上是一个称谓,落到地面上,就是一条路、一盏灯、一间能遮风挡雨的屋子。

赵卫东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修胡同口那段烂了快三年的路面。

那段路一到雨天就翻浆,泥水溅到人膝盖那么高。

孩子们上学得踩着砖头跳过去。

老人拄着拐棍走到那儿就要停下来换另一条道。

他骑着自行车去街道办开了个会,把路面情况说了,又写了份材料递上去。

他说合作社可以出一批碎石子,街坊们出工出力,把路垫平压实了。

街道办批了,第二周就开始动工。

街坊邻居来了二十多个人,自带铁锹和簸箕。

他们把那截百来米长的路面翻起来,铺了一层碎石子,又拿石碾子来回压了三遍。

赵卫东从头到尾都在,蹲在路边铲石子填坑。

他的裤腿上溅了泥点子,干了之后结了一层硬壳。

路修好的那天傍晚,天已经擦黑,路灯还没亮。

新铺的石子路在暮色里泛着灰白色的光,平平整整的,像一段刚裁好的布。

卖豆腐的老刘挑着担子从那头走过来,走到路面上停了一下,用脚踩了踩,抬头看了看赵卫东。

他什么也没说,挑着担子继续走了。

接着是扫盲班的事。

南城这一片还有不少街坊不识字,尤其是妇女和老人。

赵卫东跟刘先生商量之后,在合作社后院隔了一间屋子出来当教室。

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开课,不收费。

教材刘先生自己编,从“人、口、手”开始教,一页一页油印出来发给学员。

第一周来了七个人,第二周来了十二个。

到第三周的时候,那间屋子挤了二十多个。

有人把家里的小凳子搬来坐在门口听。

刘先生站在黑板前头,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的声音细而均匀,像春天的雨落在干燥的土上。

赵卫东有时也在后头坐着,拿着一本书翻着,目光扫过听课的人。

有做豆腐的老刘的媳妇、对面杂货铺的老太太、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的赵大爷。

有人拿笔的手一直在抖,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

但一个字写完之后,那人搁下笔端详一番,把纸举起来看了又看。

赵卫东看见过好几次这样的场面。

他每次都不说话,只是看着,然后低头继续翻书了。

入冬之后,街道上组织了两次大扫除。

赵卫东带着合作社的人参加了。

他把货架上最便宜的扫帚和簸箕按进价分给大家。

他自己推着一辆板车跟在后面,把扫出来的垃圾一车一车拉到城外的垃圾场去。

有一回路过菜市口,一个推着板车的菜贩子见他推着垃圾车经过,朝他喊了一声“赵委员,歇歇吧”。

他应了一声没停,继续推着往前走。

车轮在青石板路上发出均匀的辘辘声,在胡同里回荡了好久。

群众对他的评价很简单——见面叫一声“赵委员”,语气里没有疏远的客气,像是叫一个认识很久的街坊。

孩子们在胡同里追跑打闹的时候见了他也喊一声“赵叔叔”。

他应一声,继续走自己的路。

十二月初,区政协召开了一次例行会议。

赵卫东头一回以正式委员的身份参加。

会场设在区政府二楼的会议室,长条桌拼成方形,桌面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

每个座位前面摆着一个白瓷茶杯和一只写着姓名的席位卡。

赵卫东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大衣搭在椅背上,把席位卡摆在面前。

白底红字,印着“赵卫东”三个字,字迹端正。

他低头看了看那个席位卡,像是看一张刚办好的证件。

他端详了片刻,把它转正了,让桌面上映着的日光正好落在名字的位置上。

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时辰,讨论的是来年的街道建设计划和经费预算。

各委员轮流发言。

赵卫东也说了几句,是关于合作社配合街道物资供应的方案。

话不多,说完就坐下了。

他发言的时候,目光扫过会议桌对面那一排座位,忽然在某一张脸上停住了。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搭了一下,像是在翻找某个很久没翻开的旧文件夹里的一张纸。

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念完了剩下的几行字。

会议结束后,赵卫东站起来收拾桌上的材料。

对面那个人已经走过来了。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干部服,头发比几年前短了些,但走路的姿态没变。

步子平实稳健,肩背端正,像是每一步都量过尺寸才迈出去的。

他走到赵卫东面前站定,没有握手的动作,也没有客套的寒暄,只是看着赵卫东。

他像是在确认眼前这个人跟记忆中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卫东。”

那人开口,声音比当年沉了一些,但辨识度还在,嗓子里带着那一点低低的哑。

“赵德胜。”

赵卫东说。

他看着那张脸,颧骨还是那么高,眼窝还是那么深。

但整个人比几年前宽了一圈,像是这些年吃了些踏实饭、干了些踏实活,把过去的某些空落落的地方填实了。

“你坐了这么久,我都没认出来。”

赵德胜说,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到的停顿。

赵卫东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目光从他肩头的灰布干部服扫到胸前口袋里露出的钢笔帽。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区政府办公室,科长。”

赵德胜说完这句话,自己先笑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的钢笔。

“以前拿钢笔的时候,心里发虚,怕写错字被人看出来,怕有人查我的底,怕那些档案里夹着一张我没见过的纸。”

“现在不一样了。”

赵卫东没有接话,只是看着他。

赵德胜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搁在桌面上,两只手摊开。

他像是要让赵卫东看看他手里什么都没有,又像是想确认自己手里真的抓着点什么东西。

“卫东,当年在警察局那会儿,你帮我走的那一步,是我这辈子走对的第一步。”

“后面那些路,都是从那一步开始长出来的。”

赵卫东看着摊在桌面上的那只手。

掌纹比当年深了一些,指节也粗了些,但手指还是修长的,像是握笔握惯了的。

“你走了之后,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知道。”

赵德胜把手收回去,搁在膝盖上。

“但我一直记得你那天晚上在巷口说的话——‘下辈子的事下辈子再说’。”

赵卫东没有说话。

赵德胜站起来,伸手整理了一下衣领。

他像是要把一段话收起来放好,不再翻出来看了。

“哪天有空,去我那儿坐坐,我还有瓶好酒没开。”

赵卫东点了点头。

“行。”

赵德胜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没有回头,只侧了一下脸,像是想侧过来又停住了,然后推门走了出去。

门在他身后合上,门缝里漏进来一线走廊的灯光,在地面上铺成一道笔直的白线。

赵卫东还在原地站着,把桌上的席位卡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桌面。

他拿起大衣搭在臂弯上,也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日光灯嗡嗡地响着。

他走了一段,在楼梯口停了一步,侧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

暮色正从远处漫过来,把街道的轮廓染成一片柔软的灰蓝色。

远处已经有人家在窗台上亮了灯,小小的、暖黄色的光点,像一枚枚被妥帖安放好的图钉,把渐沉的天色钉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