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姐的表格是隔天送来的。
那天傍晚她推开合作社的门，手里拿着一只牛皮纸信封，搁在柜台上，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句“填好了交回来”，然后转身走了。
赵卫东把信封打开，里面是几页纸，印着表格的格子，格子里需要填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分、个人履历、社会关系、主要经历。
还有一页，印着入党誓词，每个字都用端正的印刷体排布着，笔画清晰，间距均匀。
他把那页纸单独抽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放回去，把表格连同誓词一起揣进怀里，带回了家。
那天晚上他在堂屋里填表，林婉清坐在旁边，偶尔侧过头来看一眼，他写错了两个字，拿刀片轻轻刮掉，重新写了。
填到“主要经历”那一栏的时候，他的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落了笔，写得很慢。
1940年迁居北平，从事个体经营，参加街道工作，协助政府部门维护治安。
几行字，写得端正，墨迹匀净，像一条经过精心平整的河流。
填完之后他把表格晾了一晚上，让墨迹彻底干透，第二天一早交回了方姐那里。
入秋之后，通知下来了。
宣誓仪式定在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地点在区政府的会议室。
方姐把通知送到院子里的时候，赵卫东正在灶房门口择豆角，他把豆角搁进盆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通知看了一眼。
“到时候穿那件中山装。”方姐说。
赵卫东点了点头。
宣誓那天是阴天，云层厚，把日头遮得严严实实的，但光线并不暗。
那是一种均匀的灰白，像洗过几遍的棉布，铺在墙面上、地面上、桌面上，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的。
赵卫东穿着那件深蓝色中山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口端正。
裤子是林婉清头天晚上熨过的，裤线笔挺，走起路来裤腿轻拂着鞋面。
林婉清站在院子里帮他整了整衣领，把领口的一小段线头剪掉，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别的。
他出门的时候，何大清在灶房门口站着，手里攥着一把没有下锅的面条，看着他走过院子，推开院门，才转身回了灶房。
何雨柱蹲在石榴树底下，正拿着一截粉笔在地上写什么字，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着他的背影出了门，又低头继续写了。
会议室不大，桌椅排得整齐，靠墙的位置挂着一面党旗，红底、金黄色的镰刀锤头，布面微微有些褶，但庄重而整洁。
赵卫东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有街道办的干部、有区妇联的同志、还有几个他认识的面孔，都是这段时间工作里打过交道的。
方姐坐在第一排靠边位置，见他进来，朝他点了一下头。
他在靠前排的位置坐下来，两手搁在膝盖上，看着前面那面党旗。
旗面上方的墙上贴着一行红纸黑字——“入党宣誓仪式”，字是用毛笔写的，端正有力，笔画饱满，像是握笔的人反复蘸了好几回墨才落笔。
仪式开始的时候，主持会议的人念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然后站起来，面朝党旗。
赵卫东也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领，走到党旗前面站定。
他的目光落在党旗上，旗面在日光灯下泛着一种沉稳的、经过沉淀之后的红色，镰刀和锤头的金色在旗面上显得分明而有力。
他举起了右手，五指并拢，握成拳。
拳头举到齐耳的高度，手掌朝前。
他的手臂稳稳地悬在半空中，没有一丝晃动。
宣誓人开始领读，一字一句，声音洪亮。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卫东开口，跟着念出了第一句。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那句话已经在心里默念过很多遍，如今终于被声音从胸腔里释放出来。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他的视线还落在党旗上，旗面上那枚金黄色的镰刀锤头，在日光灯下泛着哑光，边缘清晰锐利。
他想起1940年秋天蹲在灶台边烧火的那个傍晚，想起1945年站在前门大街上看解放军进城时胸腔里那股滚烫的、几乎要涌出来的东西。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着，落地之后又被墙壁反弹回来，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又退下去，但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稳。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像是那句话的重量压住了所有的声响，连日光灯管的电流声都仿佛停顿了片刻。
他把手放下来，垂在身体两侧，轻轻呼出了一口气，把胸腔里积了许久的温热缓缓吐出来。
台下的坐席里，林婉清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目光穿过前面几排人，落在他的后背上。
她眼眶微微泛红，但没有落泪，那层薄薄的水光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被她眨了一下眼睛收了回去。
何大清坐在靠窗的位置，他今天穿了一件半新的灰布外套，领口扣得整齐，像是专门为这个场合准备的。
他的视线落在党旗上，又落在站在党旗前面的那个背影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指节微微泛白，又慢慢松开了。
易中海和刘先生坐在同一排，易中海的腰挺得笔直，双手搁在膝盖上，像在参加一场需要他保持端正姿态的仪式。
刘先生的目光从镜片后面透出来，他没有看党旗，而是在看着赵卫东的侧脸，嘴角带着一丝极淡的弧度。
仪式结束后，赵卫东从党旗前面走回座位，脚步比走上去的时候沉稳了一些，像是每一步都踩实了才抬脚。
他在座位上坐下，伸手整理了一下衣领，刚才握拳宣誓的时候衣领被肩膀的动作带得有些歪。
方姐从第一排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了右手。
她今天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干部服，头发别在耳后，站姿端正。
赵卫东站起来，也伸出了右手，两个人的手在日光灯下握在一起，握得紧实、平稳。
“卫东，”方姐说，声音不高不低，但每个字都清晰而笃实，“欢迎你正式成为同志。”
赵卫东握着她的手，没有急着松开，像是要把这四个字的重量在掌心之间多留一会儿。
“谢谢方主任。”
方姐松开手，退了一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他手里。
“这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新任务。”
赵卫东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打开。
方姐没有多说，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赵卫东把信封收进中山装的内兜里，轻轻按了一下，又松开了。
他回到座位上坐着，直到仪式结束，人们开始陆续起身离场的时候，他才把信封从内兜里掏出来，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对折的纸。
纸上印着一行字：“兹任命赵卫东同志为南城区政协委员，参与街道治理工作。”
底下盖着区政协的公章，日期是1951年10月。
他把纸折好放回信封，揣进内兜，站起来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日光灯照在浅绿色的墙面上，把他的影子在身后拉得又长又细，像一个正在被慢慢拉直的墨线。
他走了一段路，在走廊尽头停了一下，侧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
云层散了一些，有一角露出了薄薄的日光，浅浅的白色，像一块被洗薄了的布，正在从云的缝隙里慢慢渗出来，照在窗台上一株半枯的绿萝的叶尖上，让那一小片叶片泛出极淡的光泽来。
他把手从内兜里抽出来，在窗口站了一下，日光落在他手背上，暖融融的。
然后他收回手，转身下了楼梯，推开门走进了外面被日光洗过的街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