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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场上的那颗子弹,在物理意义上是打在了奸商孙福安的脑袋里,但是那颗子弹也同样击穿了观看行刑过程的那几百个北方商人被利益熏黑的心脏。

这些商人离开刑场时,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有人脚步虚浮,有人面色铁青,有人爬上车时手都还在抖。

子弹打出的场景太过震撼了,那种近距离目睹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枪响之后变成一具尸体的视觉冲击,足以让最麻木的人也感到脊背发凉。

这些商人在回到各自的地盘后,都开始为今天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复盘,寻找解决办法。

北平城北李家大院。

李秉璋是北方数一数二的布匹大商人,名下拥有十七家布庄和三家纺织厂,在北平商界说话非常有分量。

他从刑场回来后,连衣服都没换,直接让管家去请几位最信得过的生意伙伴,范禄寿、周景和、钱伯龄。

不到半个小时,全部人都到齐了。

此刻,书房内茶已经沏好,但谁也没有心思去碰那杯茶。

李秉璋坐在主位上,面色凝重地开口:“今天的事,各位都亲眼看到了。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吧。”

范禄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主营南北干货,在北平商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

他靠在椅背上,长叹一口气:

“李兄,说实话,我活了这么多年,头一回看枪毙人。那个场面……我这会儿闭上眼还能看见。”

“谁不是呢。”周景和端起茶杯又放下,手指在杯沿上反复摩擦着:

“孙福安那个人,我以前跟他打过几次交道,精明得很,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

钱伯龄年纪最大,头发已经全部白了,他捋了捋胡子,沉声道:

“精明有什么用?通敌叛国的旧账都能被翻出来,还有什么藏得住?我看这次,官方是动了真格,咱们一不注意就会步他后尘。”

李秉璋点了点头,目光扫过几人:

“所以我才请你们来商量。今天那个军官李武源说的话,你们都听进去了吧?还有张通宣布的那两家集团,最后还有财政局那个专项基金——你们怎么看?”

听见前面的还好,范禄寿一听到专项基金,瞬间就爆炸了,一拍桌子:

“那个狗屁专项基金?什么自愿捐赠!说得好听,不就是让我们交钱买平安吗?咱们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他们说捐就捐?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

周景和苦笑了一声:“范兄,你消消气。话是这么说,可你敢不捐吗?那个李武源可是说了,既往不咎的前提是主动交出违法所得。”

“那个基金就是用来交这个‘违法所得’的。你不捐,就说明你没有悔改之意,那人家就要来查你了。查出来,就不是交钱的事了,孙福安的下场在那儿摆着呢。”

“可咱们又没有通敌叛国!”范禄寿梗着脖子,“咱们就是做生意的时候手段灵活了一点,这跟孙福安能比吗?”

钱伯龄缓缓开口:“范老弟,你这话说得不对。孙福安被判死刑,是因为他通敌。但他被抓,是因为他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咱们这些人,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来没在价格上做过手脚?没囤过货?没趁着物资紧张的时候抬过价?以前没人管,不代表以后也没人管。现在规矩变了。”

李秉璋接过话头:“钱老哥说得对。今天张通的话你们也听到了,以后粮食和药品有最低价和最高价了。”

“虽然咱们做的是布匹生意,不在那两家国企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但这个信号已经很明显了,九州官方要对所有民生物资进行价格管控。今天管的是粮食和药品,明天就可能管到布匹、煤炭…咱们得早做打算。”

范禄寿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了下去:“那你们打算捐多少?”

这个问题一出口,书房里安静了几秒。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但又都不想第一个说出那个数字。

李秉璋摇了摇头:“具体数目,我还没想好。捐少了怕被盯上,捐多了又怕被人看出心虚。我打算明天先去财政局探探口风,看看别人捐多少,再决定,但这钱一定是少不了的。”

“我也是这个意思。”周景和点头附和,“先看看风向再说。”

钱伯龄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前那种靠囤货、靠抬价赚钱的日子,到头了。以后得规规矩矩做生意了。”

李秉璋点了点头,语气沉重:“那就先这样。明天各自去财政局看看情况,有什么消息咱们互相通知。”

几人纷纷起身告辞。

……

另外一边,北平城的陶家大宅中。

陶世昌从刑场回来后,连晚饭都没吃,径直走进了书房。

他坐在书桌前,沉默着思考了很久,然后对着门外管家说:“把财务经理叫来。”

财务经理姓徐,在陶家干了十几年,对陶家的每一笔账目都了如指掌。他进来时,看到陶世昌的脸色,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东家,您找我?”

陶世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把近两年的账本拿来,咱们过一遍。”

徐账房愣了一下:“现在?”

“现在。”陶世昌的语气有些严肃。

徐经理转身去取了账本,厚厚一摞摆在书桌上。

陶世昌一页一页地翻看,不时停下来问几句,徐经理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解释。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是陶世昌的儿子,陶承业。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在粮食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几年,帮着父亲打理着好几处门店的生意,算得上是半个行家。

“爸,听说你今天去看枪毙孙福安了?”陶承业在书桌对面坐下,目光落在那些账本上,“你在查账?”

陶世昌头也没抬:“嗯。”

陶承业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爸,我想跟你聊聊。”

陶世昌放下账本,抬起头看着他:“你说。”

陶承业斟酌了一下措辞:“今天我在门店那边也听说了刑场上的事情。爸,我觉得咱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等着官方来找我们。”

“咱们应该主动一点,不单单是把违法所得退出来,还要多给,尽全力配合。”

陶世昌微微皱眉,露出看傻子一样的神情:

“什么,你还要我多给?”

“对。”陶承业仿佛没注意到父亲那像是看智障的目光,往前坐了坐,语气变得更加认真起来。

“爸,你想想,官方为什么要成立丰粮集团?因为他们要自己掌握粮食流通的渠道,控制住价格。”

“但现在他们刚起步,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渠道,收购渠道、仓储渠道、运输渠道、销售渠道。这些东西,咱们陶家有。咱们在北方经营了这么多年,从产地到销地的路数,咱们比谁都熟。”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咱们主动把这些渠道拿出来,帮官方把丰粮集团北方分公司的架子搭起来,那咱们就不再是被整顿的对象,而是配合整顿的合作者。”

“以后就算不能再靠抬价赚钱,但和官方合作,量是一定大的。丰粮集团北方分公司要覆盖整个北方市场,每天的吞吐量是我们现在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哪怕咱们以后每斤粮食只赚很少的差价,乘以那个量,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他看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干干净净、规规矩矩地做生意,肯定是有得挣的。而且挣得心安理得,不用每天提心吊胆,怕半夜有人敲门。”

陶世昌盯着儿子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中先是惊讶,然后是欣慰,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开口:“这些话,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陶承业点了点头:

“我在西南大学里学过市场经济,也学过官方规制。一个成熟的市场,不可能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咱们九州官方迟早要出手整顿,谁先适应新规则,谁就能活下来,甚至活得更好。”

陶世昌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我陶世昌活了半辈子,还不如你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看得通透。”

他转过头,对徐经理说:“老徐,把账本收起来吧。明天一早,跟我去财政局。”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