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义军政府将科举取士改为学校取士的政策，倒也不算是超出时代的改革举措，相反还是顺应当下时代潮流的正确行为。
因为这传统的科举制度走到明末与帝王专政制度一样，都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里面，早就已经丧失了公平性和公正性。
明初之时的科举尚且还能勉强保证公平和公正，但明中后期以降，这明朝的学政就跟其他的政治领域一样，都糜烂腐败无可救药。
从取士的公平性而言，明代这几十年来举人、进士包括监生那几乎很少有寒门出身，多半都是富家子弟，往上倒个一两辈不是出过当官的那就是有钱人，真正的寒门学子微乎其微。
即便有出身贫穷的学子中举中进士，但在这些寒门学子求学之路上也必然会有贵人提携，就比如洪承畴洪老爷，少年丧父母亲卖豆腐把他拉扯大。
但洪老爷能中举中进士，靠的是当教书先生的族叔洪启胤给他开小灶授课，外加本地富豪沈百万出钱资助他脱产备考和外出赶考游学，这才让洪老爷有资源考取了功名。
若是洪老爷没有遇到这两个贵人，那没有优越教育资源的洪老爷，在学业上的成就可能也就止步于秀才，一生估计也不会走出福建泉州老家，成为这明末清初能够影响天下局势走向的大人物。
可这世间像洪老爷这样运气好有贵人提携的寒门学子少，绝大多数都是像卢象升老爷、孙传庭孙老爷这样出身富贵之家的膏粱子弟。
后世常言科举是古代穷人唯一的翻身途径，这句话以明初那会论之可以，但明中后期这话那就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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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这明代科举的公正性而言，其实早在明初那会就已经出现了黑箱操作，洪武三十年的闽浙赣学案就是最好的证明。
虽说这闽赣浙学案的爆发，源头是老朱此前一波的离谱骚操作给搞出来的，洪武二十七年的十月，老朱听翰林学士给他讲《孟子》，书中的那些对君王的不逊之词把老朱给听哈气了，一怒之下命翰林学士删改《孟子》。
在此之前的科举的考纲一直都是《孟子》中的那些精华部分，可这些精华全被老朱删了，结果两年之后的科举除闽赣浙以外的各省全部挂零。
闽赣浙三省几乎霸榜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三个省是程朱理学的大本营，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绝对忠于君父顺从长辈，这与孟子的民本思想格格不入。
而老朱恰恰就反感孟子的君轻民贵理论，喜欢程朱理学构建的那套君主专制的理论，闽赣浙三省的学子与老朱的意识形态如此接近，能不在洪武三十年的科举中霸榜么？！
虽说这闽赣浙学案舞弊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也侧面反应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参加科举的学子是否能被录用，并不是看个人的才能，而是看的意识形态与学派是否与皇帝还有主考官接近。
明初如此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尚且都出现以学派取士的现象，明中后期以降那更是变本加厉，主考官员录用学子不论其才能如何，只看学子文章的文风与核心思想是否与自己接近。
到了这崇祯朝科举取士那更是毫无公平性可言，崇祯四年的辛未科这一榜，由东林的盟友周延儒担任主考官，大肆录用东林党的下游党派复社出身的文人，一甲二甲几乎都被包圆，时人称这一科为“社榜”。
到了这明末莫说是寒门学子无缘于科举之路，就连一般的富家子弟如果没有门路，挤进高端学术圈子里面去混，那照样也很难考中举人、进士。
所以这到了明末这会士林呼吁改革科举制度是声音还是非常大的，明末清初着名的大儒黄宗羲就提出过将科举取士改为学校取士，义军政府对学政做出的改革倒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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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义军政府改科举取士为学校取士，但对旧有的学校体系也做了很大的改革，而这改革大方向就是老王根据后世的教育制度所给出的意见。
旧有的学校制度在教育这方面，只给学生们教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义，数学和律令虽然也教但属于是选修科目，毕竟科举考的是经义又不是这些杂科，旧学校里将杂科当主科来教那岂不是误人子弟。
而今后传统的科举取士已经没了，经义不再是取士的唯一科目，数学、律令、农业、水利等等诸多科目也会成为取士的途径，所以这义军开办的中枢文官学堂，将原来那些选修的杂科都与经义一并列为主科。
这新学校在录用学生这方面，与旧学校也有很大的不同，旧学校录用学生的途径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可以花钱买入学名额而且还能靠父辈和祖辈的余荫直接免试入学，至于在入学考试上舞弊那就不用多说了。
而义军的新学校则是将花钱买名额和靠父祖荫恩入学的途径都给取消了，想要入学唯有考试这一条路可以走，靠钱和靠关系是走不通的。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对于烈士遗孤和功臣后裔也是可以开一个口子，但即便开了口子也要参加考试，只不过稍微把分数线往下调一点。
这跟旧学校的恩荫入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旧学校的恩荫那是父祖的官做到一定品级就能自动获取恩荫名额，而义军新学校的恩荫则是不论官品高低，得需要用功劳和命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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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两点不同外，还有就是义军新学校的入学考试难度降低了不少，应考的学子只需要在各个科目中有任意一科合格即可被录用不必看综合成绩。
而将入学考试的难度降低那也是为了照顾寒门子弟，毕竟寒门子弟难以获取优越的教育资源提高学习成绩，如果将入学考试的难度提高，那只会跟科举一样沦为富贵子弟的游戏。
虽然这义军学校的入学考试难度降低，但是结业考试的难度则是非常高，甚至可能不亚于科举考试的难度。
因为这学员的结业考试一旦通过，那是要授予官职的，要是不将结业考试的难度提高，一年这么多毕业生出校门那也不好安排工作。
再则就是防止考入学堂的学子们躺平摆烂，一天到晚就知道躺在宿舍看小说话本打牌下旗勾引女人，而提高结业考试的难度，就能倒逼这些学子们振作起来好好专业知识和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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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员的经济补助这方面，义军新学校大抵执行的是明初的标准，府学、县学的生员每个月发六斗米的口粮或者是折银一两，逢年过节还会发酒肉，笔墨纸砚和书本也由公家包了，另外还免除个人徭役和家中两人的徭役。
国子监也就是义军的中枢文官学堂，学员不仅每月发一两银子的口粮银，另外还发盐菜银等各项伙食补助，笔墨纸砚和书本这些不用说公家全包了。
上学期间的衣服鞋子棉衣被褥也由公家发放，家庭补助这方面还有每月一石的安家粮，免除个人的徭役和全家的徭役。
这明初那会之所以出了很多寒门学子考中举人、进士，就是因为这套经济补助的政策能够完整落实到位，让寒门学子不用为经济问题而发愁，一门心思的专心在学校里读书。
这老朱虽然有的时候尽不干人事，但对寒门学子那还是不错的，所以老朱举起屠刀把官僚体系一遍又一遍的清洗，这地方上的文人士子照样都排着队去当官继续效忠朱皇帝。
老朱亏待了不少人，但是绝对没有亏待这群寒门学子，这恩情对他们来说属实是还不完。
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随着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和国家财政出现困难，以上这些针对寒门学子的优待政策很难再贯彻执行下去，失去经济补助的寒门学子也就无缘于科场。
当然，除了经济补助不能落实，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下降也是个大问题，明初之时学校的老师多为地方上的才学之士。
而明后期学校里的老师那都是举人、监生一类的科场失败者，自己本事都不行那就更别提去教别人了，再加上这帮学官上升无望本身也没有兴趣去教学生，所以这明中后期的学员质量也是跟着直线下降。
义军的新学校不仅要落实经济补助，师资队伍同样也要大力整顿，就以这中枢文官学堂而论，主管经义科的科长就是那七老八十的均州杨翰林，经义科的教授也都是清一色从地方延请来的名师，至于其他的科目也都是从地方上不惜重金寻访来的高人。
这要是放在过去义军别说请地方上名士前来当老师，就算是请个穷秀才也没那么容易，但现在这地方上的名士那也都在蠢蠢欲动压根就不用义军去请。
义军改革科举成立中枢文官学堂，招募教授的风声放出去不久，那湖广和河南地区的名士有很多都不顾体面和晚节往襄阳这边钻。
毕竟这中枢文官学堂的教授那就相当于是科举的主考官，教出来的学生即便自己没机会用，但也是留给子孙的一笔宝贵政治资源，这种巨大的政治利益诱惑一般人是拒绝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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