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站的时候，雨刚停不久。站台很旧，铁轨旁边积着一层黑水，几份被雨泡软的报纸贴在地上，其中一张正好露出半张足球运动员的脸，鼻子以下都被泥浆糊住，只剩一只眼睛还朝着来往旅客。格雷拎着旧皮包下车，没有马上跟着人群往出口走，而是在站台边停了几十秒，先看看有没有谁和自己从同一节车厢下来，又有没有人停得和自己一样久。几个月前在那家私人医疗中心，他还会把楼梯里出现的陌生脚步当成偶然；从那以后，这种习惯慢慢留了下来。罗马先生没有教过他反跟踪，也从没说过这趟会有什么危险，格雷自己也觉得有点多余，可当一个人开始替别人携带不能随便摊开的文件以后，身后的脚步声总会比以前响一点。
出口外站着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手里举着块纸板，上面没有名字，只写了一个词——咨询。
格雷看见以后笑了一下。过去几个月里，他已经发现这个圈子特别喜欢“咨询”两个字。转会可以叫职业规划咨询，帮人灭火可以叫危机公关咨询，提前告诉某人最好别把话说得太满，也能包装成风险咨询。只要在前面加上两个合适的词，好像什么事都能突然变得合法、专业，甚至还能开发票。
举牌男人问了一句他的姓，确认以后便转身带路。格雷跟着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里收拾得干净得有些过头，没有水瓶，没有停车票，没有糖纸，后座口袋里连一张被折过的地图都没有，像这辆车只负责把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从来没有谁真正坐在里面生活过。格雷把旧皮包放在膝盖上，问他们去哪里。副驾驶的男人回过头，只说了一句：“把你送去做咨询。”
“我知道。”格雷说，“我更喜欢你告诉我具体的地址。”
“谈判桌上幽默不值钱。”
“那什么值钱？”
“保持沉默。”
格雷点点头：“这样啊，那你应该很富有。”
司机嘴角明显动了一下。副驾驶的人回头看了格雷两秒，问罗马先生有没有提醒过他少说话。格雷说提醒过，少说和一句不说还是有区别的。那人似乎懒得再和他争论了，重新转过头，车里很快只剩发动机和雨刷偶尔刮过玻璃的声音。
格雷一路看着窗外，也顺便看前排两个人。踢球久了以后，他有一种很难改掉的习惯，先看别人怎么站、怎么走，然后才是看脸。一个人可以练习每一个微表情，但是很难把几十年留下的身体下意识的习惯也一起换掉。球员走路常带一点训练后的节奏，裁判站着时总像习惯给周围留出一条可以通过的缝隙，经纪人则很少真正把身体完全靠进椅背，随时像要起身去接下一通电话。来接他的两个人都不像这些人，更像负责开门、确认门外没人，再把门关上的那类角色，对，没错，像保安。
汽车穿过一片老城区，街边是旧商店、工厂住宅和挂着本地球队围巾的酒吧。那些围巾红得像墙砖，白色部分已经洗得发灰。车停在红灯前时，旁边恰好有一家体育用品店，橱窗里挂着同一支球队三代不同款式的球衣，最旧那件颜色已经褪得厉害，最新一件胸前却多了一块很大的赞助商标志。格雷盯着看了几秒。以前他也觉得穿上职业队球衣就是某种终点，好像只要胸前终于有了队徽，之前那些夜车、拒绝和廉价旅馆都会自动变得值得。现在他正坐在一辆不知道属于谁的车里，准备去讨论另一个年轻人值多少钱，而影响价格的东西里甚至包括一场还没有结论的听证会、一只没人说得清究竟装过什么的蓝色药瓶，以及几个买家愿意承担多少风险。
红灯变绿，店铺很快被甩到后面。格雷忽然想知道，今天坐在谈判桌上的那些人里，到底有几个真的看过那个年轻球员踢满九十分钟。
车最后停在一栋白色小楼前。铜牌上写着“区域体育发展中心”，名字听起来既像政府部门，又像公益机构，也很适合以后开出一张谁都看不懂的咨询费单据。走廊铺着暗红色地毯，墙上挂着几幅批量印刷的抽象画。会议室里已经坐着三个人，一名瘦高男人戴着金丝眼镜，面前只放一支钢笔；旁边的秃顶胖子神情阴沉，像这辈子所有会议都是别人强迫他参加的；最里面是一名年轻女人，棕色头发，深蓝色西装，从格雷进门开始就没怎么抬眼，视线反而在他的旧皮包上停了两次。
桌面上有咖啡、水、几只文件夹，还有一台银色录音机。金丝眼镜抬手示意了一下，说那只是用来记录会议的。
格雷看了一眼：“这么说的话，那么枪也只是金属加工出来的产品。”
胖子的眉头一下皱起来。那个年轻女人却终于抬起眼，认真看了格雷一下。
对方先问他代表球员本人，还是代表现有的经纪团队。格雷想起车站那块纸板，说：“我是来提供咨询服务的。”
会议室安静了两秒，随后金丝眼镜笑了一声。这个词确实方便，既没有承认自己掌握正式授权，也没把身后的关系撇得太干净；真出了问题，可以说只是替人传话，需要抬身份的时候，又足够让对方猜一猜罗马先生究竟站得有多近。
第一轮报价很快被推到谈判桌上。
格雷低头看了几秒，真的笑出了声。
金丝眼镜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格雷又看了一遍那个数字，“我只是没想到你们连趁火打劫都这么保守。”
胖子的脸立刻更难看了：“孩子，哦，不，咨询人员，注意你的措辞。”
“我已经很注意了。”
“你知道这个球员现在有多大的法律风险吗？”
“所以你们才把我叫来，为你们提供咨询服务啊。”
胖子刚准备继续，金丝眼镜抬手压了一下，自己接过话。他开始谈那场听证带来的不确定性，纪律风险、媒体风险、球员后续状态，还有转会以后万一问题继续发酵，俱乐部需要承担的成本。格雷没有急着替那个年轻人辩护。玛尔塔昨天已经把不能碰的边界给他说得够清楚，他也根本没有资格替听证结果作任何保证。
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很薄的纸，放到桌上。
只有一句话。
另外两家已经问过价格了。
金丝眼镜接过去以后表情没变，旁边那个胖子却重新调整了一下坐姿。动作很小，年轻女人看见了，格雷也看见了。
格雷忽然有点明白了，桌上的人怕的未必是这个年轻球员有风险，他们更怕自己今天用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低价把人错过，过几天发现隔壁还有一家更有钱、也更愿意赌的俱乐部。
“哪两家？”金丝眼镜问。
格雷摇头。
胖子说：“没有具体的名字的话，那么这张纸就没有任何意义。”
“写名字的才没意义。”
“为什么？”
“我写出来以后，你们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格雷指了指那张纸，“如果是真的，你们就会绕开我；如果是假的，你们会立刻把我赶出去。那我今天坐火车过来干什么？”
那个年轻女人第一次主动开口：“所以你拿这张纸出来干什么？”
声音比格雷想象中年轻。
“看看你们到底是真想买，还是只想捡便宜。”
“现在看出来了吗？”
格雷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胖子。
“一半。”
“另一半呢？”
“等你们重新开价的时候再看。”
胖子把咖啡杯重重放回桌上，说他们并不一定需要这个球员。格雷没有和他争，也没急着证明对方多想买，只把身体往椅背上靠了一点，说俱乐部当然永远都有别的选择。“问题是，别的选择有没有这么便宜。年轻、有点名气、价格正在往下掉，真踢出来以后还能被宣传成你们眼光好。要是没踢出来，大家也早就知道他身上有风险，引援失败这口锅也不会让你们来背。这个生意怎么看都挺适合让人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的。”
这一次桌边安静得更久。
金丝眼镜脸上的职业笑容淡下去一些，问：“这些话是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
“罗马先生没教你？”
“他只是告诉我，第一次坐在谈判桌上的时候别把所有东西带来。”
金丝眼镜看着他：“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年轻人如果太聪明，有时候容易挨打？”
格雷点点头：“想过。所以我刚才进门的时候看了走廊。右边消防门的锁不太好，楼下前台刚才也没人。如果真挨打，我准备往窗户那边跑，外面那个垃圾箱至少能垫一下。”
年轻女人低下头笑了一声。
连司机送他进来以后一直板着脸的胖子都像差点没绷住。格雷知道自己当然没有赢，只是桌边的人暂时还愿意继续和他浪费时间。
之后两个小时，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得自己没那么需要这笔交易。买方说还有其他目标，格雷说所有俱乐部都有；胖子反复把听证和禁药传闻叫作“不可控风险”，格雷听到第三次以后终于忍不住，说如果真不可控到完全不能碰，今天这间屋里就不会摆四杯咖啡。年轻女人问那个球员现在的心理状态，格雷没有说“很好”，这种回答连他自己都不信。他说那孩子害怕。
女人问：“害怕还算好事？”
“至少说明他知道这次机会可能真的会没。”
“所以呢？”
“所以如果还有下一次，他大概会认真一点。”
话说完以后，格雷自己停了一下。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罗马先生。
他不太喜欢这个发现。
午饭没人专门安排，桌边只有几块已经凉掉的三明治。胖子吃了两块，金丝眼镜几乎没碰，年轻女人一直只喝水。格雷其实也没胃口，还是强迫自己吃了半块。他以前参加试训时只要一紧张就不想吃东西，结果下午经常腿软，现在桌上虽然不用跑九十分钟，他还是不愿意让自己犯同样的蠢事。
吃东西的时候他终于有时间观察得更仔细。金丝眼镜每次遇到必须明确承诺的条款都会拿起钢笔，却很少真正落笔；胖子看起来脾气最大，可谈到价格上限时，总会下意识往年轻女人那边看一眼。格雷慢慢感觉到，这间屋子里的决定顺序和桌上的座位并不完全一样。
下午谈到医疗风险怎么分担时，年轻女人要求看原始的时间记录。
格雷说：“我没有权限给你看。”
“那你能确认它存在吗？”
“能。”
“谁确认的？”
“律师那边。”
“哪个律师？”
格雷停了两秒。
“这部分今天不谈。”
女人没有继续追，只低头在自己的纸上写了一行。
格雷看不见她写了什么，心里莫名有些烦。他过去最讨厌球探坐在看台上写自己，因为不知道本子里到底记了什么；现在他终于坐到了桌边，那种感觉居然一点没消失。看来人换了位置，也不会自动喜欢别人偷偷给自己打分。
傍晚时，会议依旧没有成交。金丝眼镜最后只说，他们会重新评估。
格雷已经知道这句话至少没等于拒绝。
走出白色小楼以后，他发现接他的车还没有来。街角有个戴旧呢帽的男人慢慢靠过来，问他愿不愿意花一点钱，少走一半弯路。那人卖的是另外两家可能问价的俱乐部名字、联系人，还有一名队医私下对那场听证的判断，价格并不高。
格雷问：“真的？”
“有真有假。”
“那我为什么付钱？”
“买了以后自己分呗。”
“那我更不该付了。”
男人笑了：“因为你今天已经为了不知道，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
他说完递过来一张只印号码的名片。
格雷没接。
男人也没有纠缠，把名片收回去，说他今天不买，下一辆车里的人总会买，随后转身进了旁边的酒吧。
没人威胁格雷，也没有黑车跟着他。那个男人甚至从头到尾都很客气。格雷却第一次觉得，这种地方真正麻烦的东西可能根本不会长着坏人的脸。也许只是一个人知道某条消息值两百，另一条消息值五百，又知道总有人愿意花钱把“不确定”缩小一点。
车还是没来，格雷干脆沿街走了一圈。路边有关闭的电影院、炸鱼店、小学，还有一块铁丝网破了洞的球场。几个孩子从那个洞钻进去踢球，皮已经裂开的足球被一脚踢出围栏，滚到格雷面前。
里面有人喊：“先生！球！”
格雷低头看了一眼，抬脚把球挑起来，在脚背上停了一下。
动作顺得连他自己都愣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正经碰球，那一瞬间甚至想抬脚直接射回去，最后只是把球轻轻送进铁丝网里的空地。一个孩子跑过来停球，第一下就停大了，旁边立刻有人骂他像头驴，一群人笑成一团。
格雷站在那里看了两秒，也笑了。
回到旅馆时，前台递给他一张罗马先生传来的传真。整张纸只有一句话。
“第一场谈判别赢得太漂亮。漂亮会让人记仇，难看一点才像正常生意。”
格雷看了两遍，觉得罗马先生总能在他刚觉得自己会走路的时候，过来提醒一句他其实还在学怎么爬。
当天夜里十一点，房间电话响了。金丝眼镜的声音从那头传来，说他们确实准备重新评估报价，但在那之前，希望见一见格雷提到的另外两家。格雷拿着听筒，半天没说话。
这次轮到对面等，“有问题？”
“没有。”
“那你就安排吧。”
格雷看着窗外湿漉漉的街灯，忽然笑了一下：“可以。”
“什么时候？”
“那得另算。”
电话另一头停了几秒。
“什么另算？”
“我的意思是......得加钱.....也就是咨询费。”
对面很低地骂了一句脏话。
格雷挂掉电话以后，居然觉得心情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