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快结束时，尼科母亲又打来一次电话。她完全不知道格雷刚才坐在什么桌前，更不知道另一名年轻球员正在因为一场听证会被几拨人重新估价，只问英格兰那边的环境适不适合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冬天是不是特别冷，不会说英语怎么办，如果半年都坐替补，会不会把人坐坏。格雷把自己能确认的说清楚，不知道的也照样说不知道，还特地把最高报价和职业路线分开解释。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女人忽然问，如果这是格雷自己的弟弟，他会怎么选。
格雷差点顺着问题给出了答案。
话到嘴边时，他想起罗马先生那句“觉得自己比当事人更知道什么对他好”，停了一下才说：“我会让他先跟主教练本人说一次话。别只听经纪人转述。然后再决定那份长期计划到底值不值得信。”
“所以你也不知道该选哪家？”
“现在不知道。”
女人叹了口气：“你这人有时候真不适合让人安心。”
格雷笑了：“至少以后出了事，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保证过。”
电话那头也笑了一声。
挂断以后，格雷在桌边坐了一会儿。尼科一家正在决定一个十七岁孩子下一站去哪里；另一张桌上，陌生买家则在算一个卷入听证会的年轻球员现在的身价应该打几折。所有人谈的都是未来，只是每个人赔得起的东西不一样。有的家庭怕选错一次，几年都爬不回来；有的俱乐部算错一个年轻人，最多在下一份预算里再补一笔。
晚上回到住处，格雷把玛尔塔留下的三页纸又看了两遍，然后翻出那家俱乐部近两年的球员名单。他总共只认得三个人，最初还有点失望，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出去谈生意，竟然连豪门的门都摸不到。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这样更合理。真有人第一次就让他去碰豪门，只能说明那个人根本不怕他把事情弄坏。
他把路线、电话号码和联系人分别抄在几张纸上，最后才拿出那台罗马先生让人准备的袖珍录音机。东西很小，放进旧皮包几乎没什么重量。罗马先生交代过，万不得已以前不要开。证据留到最后才有用，刚坐下就把录音机摆出来，只会让所有人知道你已经害怕自己说过的话没人认账。
第二天清晨，格雷比火车出发时间早了一个多小时离开住处，却没有直接去车站。他绕到训练场外站了一会儿。尼科正在和几名临时队友做小范围配合，教练把他从边路换到中路，年轻人抱怨了两句，还是照着要求往里收。隔着铁网，没人注意到格雷，更没人知道他马上要去另一座城市，为另一个年轻球员进入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判。
格雷看了不到十分钟便转身离开。
他没有进去和尼科打招呼。
这趟差事和尼科没有关系，他也不想因为最近几个月总围着一个年轻人的未来打转，就开始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和“帮助球员”有关。那名卷入听证的孩子甚至未必知道格雷是谁。买家想压价格，卖家想少损失一点，律师在守边界，经纪人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他只是恰好被安排坐到这些人中间。
到了车站，萨米没有来送。
昨天罗马先生宣布由格雷去以后，他嘴上说自己另有事情，早上也只在办公室门口留了一句：“别把自己卖得比球员便宜。”
格雷当时回了一句：“放心，我现在还没人报价。”
萨米没笑。
这件事直到他坐上火车以后才重新从脑子里冒出来。格雷已经看出萨米对这次安排不高兴，却仍旧把那种情绪归到普通嫉妒里。在一个所有人都想往更好位置挤的地方，嫉妒实在太常见，今天你抢了别人的客户，明天别人拿了你的消息，后天谁在酒桌上少被介绍一个名字，都足够让人不高兴。真正危险的裂缝一开始往往也就这么宽，看上去只够塞进去一句难听的话。
火车开出城市以后，工厂、仓库、教堂、球场和墓地依次退到身后。格雷把袖珍录音机从皮包里拿出来，在掌心翻了两下，又放了回去，手指在开关键上停过一次。
他并不特别担心有人动手。
更让他不舒服的是，第一次真正坐到谈判桌边，就让对面看出自己需要一台录音机保护。
过去踢球时，紧张很容易暴露。第一脚球停大一点，传球慢半拍，教练站在边线外一眼就能看见。现在没有球替他泄露情绪，紧张只会藏进另外一些东西里。多说一句话，提前递出一张纸，别人沉默时自己先忍不住开口，或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外行而回答一个根本没人要求回答的问题。
格雷看着车窗里的倒影。
三个月前，他还在地下旅馆里计算剩下半瓶伏特加能不能换一顿早餐。现在他抱着一只装满文件、电话号码、现金和录音机的旧皮包，要去替一个连名字都不应该多问的年轻球员谈价格。
那张脸似乎比三个月前老了一点。
格雷看了一会儿。
他居然有些兴奋。
随后才发现，自己也有点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