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槐树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才刚三月就冒了满枝新叶，嫩绿嫩绿的，被风一摇像一整片正在翻动的水面。
合作社门口的招牌又换了一次，是第五块了，白底红字写着“南城街道综合服务社”。
底下没有小字了，只有一行“公私合营”四个字印在右下角，像是已经被磨平了棱角，嵌进了日常的纹理里。
赵卫东现在不叫“赵掌柜”了，也不叫“赵委员”了。
区里正式下了一份任命文件，任命他为“南城街道综合服务社经理”，享受行政级别待遇，每月有固定工资，领粮票布票油票，跟厂里的干部一样。
他把那份文件夹在一只牛皮纸文件夹里搁在桌角，没有挂上墙，也没有收进抽屉，就那么搁着，像一本正在等待被翻阅的旧书。
账房搬到了合作社东头新盖的一间屋子里，比原来那间大了一倍，窗子朝南开着，日光能从早上一直照到午后。
刘先生坐在另一张桌边，面前摊着几本账册，正拿着算盘把上个月的流水重新核对了一遍。
他的头发比前几年白了一些，但眼镜还是那副圆框的，握笔的手还是稳的，像是在那些数字里找到了一种跟时间和平相处的节奏。
赵卫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只白瓷茶杯，杯里的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喝，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正在变亮的日光里，像是在打量一段刚刚落定的尘埃。
何大清已经从国营食堂退休了。
他现在不掌勺了，每周来两天，在灶房后头坐着喝一碗茶，偶尔指导一下新来的帮厨刀法。
何雨柱接手了食堂的全部事务，灶房的墙上贴着一张菜单，用墨笔写了他拿手的七八样菜，字是刘先生写的，一笔一划端正妥帖。
他的围裙上沾着一小块酱油印子，肩膀比以前宽了一圈，站在灶台前面颠勺的时候，手腕转得比何大清还活络。
合作社的员工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多人，分成了几个部门：采购组、仓储组、销售组、财务组、餐饮组。
每天早晨，员工们从前院走进后院，换上统一的深蓝色工装，把一袋袋新到的面粉和粗盐码进货架，把前一天的营业额拢进账房的大铁箱里。
有人排队买菜的时候说一句“这儿的米比别处便宜”，旁边的人接一句“赵经理的店，老字号了”，语气里带着一种已经不需要解释的踏实感。
赵卫东有一次站在柜台后面帮忙称面，听见了这句话，手里的秤杆没有抖，把称好的面递过去的时候说了句“慢走”。
那顾客接过面，又补了一句“赵经理，你这家店好”。
赵卫东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那天下班之后他回到四合院，在院子里蹲下来洗了把脸，冷水泼在脸上的时候激得人一激灵。
他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聋老太太正好从屋里出来喂鸡，看了他一眼说：“卫东，你这几天气色不错。”
他把脸上的水擦干，“日子顺了，气色就好。”
老太太蹲下来把米撒在地上，芦花鸡低头啄得很快。
“顺了好，顺了就别再回头看了。”
赵卫东没有接话，在石榴树旁边蹲下来，伸手拔掉树根底下新长出来的一根野草，草根带着一小团湿泥被他从土里带了出来。
他拿着那根草在指间转了一圈，然后搁在墙角的砖缝里，站起来走进了堂屋。
那天夜里他进了一趟空间。
三十亩地里冬小麦已经抽了穗，齐崭崭的绿浪在空间暖融融的光里起伏着，像一面被风不断拉平又鼓起的绸布。
养殖区的鸡鸭已经超过了上限，他在草棚后面临时搭了一排新架子，每天捡出来的蛋装了六只大竹筐。
加工厂的机器换了新的，灌肠机和熏箱旁边多了一台切肉机，铜质刀片在暖光里泛着哑光。
他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正在生长的麦田，看了一会儿，在田埂边坐了下来。
光幕在他面前无声地亮了起来，边框的淡金色比上次更亮了一些，像一张刚刚被重新裱过的旧画。
【历史事件触发：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宿主周围的社会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
他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一根刚掐下来的麦穗，穗头还泛着青，捏在指间微微有些扎手。
他没有立刻关掉光幕，坐在那里看着那行字在空间里停留了片刻，像是要把那句话收进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把麦穗搁在加工厂门口的架子上，转身退出了空间。
回到堂屋的时候，窗外的月光正透过窗户纸照进来，在桌面上铺了一小块淡白的光。
赵卫东在桌边坐下来，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
他想起1940年刚穿过来的时候蹲在灶台边烧火的那个傍晚。
想起那间只有两亩地的空间和第一根从土里拔出来的萝卜。
想起何大清蹲在对面看着他的目光里那份摸不透的审慎和一点点藏得很深的关切。
他心里涌起一个念头——他正在从这场穿越里慢慢走出来，落进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里。
像一条河在流经了最湍急的一段之后，终于遇见了开阔的平原，河床变宽，流速变缓。
水底的石子被淘洗得圆润光滑，在日光底下泛着柔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