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三日。苏城。清晨。
巧英天没亮就起来了。
今天要拆设备。三台染缸，七台织机，一个实验室的全套器具，加上原料、半成品、成品，光是清单就列了八页纸。
她站在厂房门口，看着眼前的景象。
染缸是铸铁的，每个直径一米五，高两米，空缸重六百斤。拆下来要用撬棍、滑轮、麻绳，没有七八个壮汉抬不动。织机稍微轻一些，但拆起来更麻烦——梭子、综框、卷布轴，大大小小几十个零件，拆错了装不回去。
陈树生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拆卸方案，上面画了图，标了顺序。
“巧英，染缸要先放空，把废液排干净，然后拆进出水管，再拆缸体连接件。我算了一下，一台缸至少要半天。”
“半天太长。”巧英看着方案，摇了摇头，“三台缸就是一天半。我们没有一天半。陆长官说三天内必须启程，今天是第一天。”
“那怎么办？”
巧英蹲下来，看着染缸底部的排水阀，想了想。“排水和拆连接件可以同时做。排水不用人守着，打开阀门让它自己流。人去做别的事。树生哥，你带两个人拆织机，我带人拆染缸。同时干，能省出半天。”
“你带人拆染缸？”陈树生愣了一下，“巧英，那缸几百斤，你——”
“我是钟家的人。钟家的染缸，我拆得动。”巧英站起来，卷起袖子，“赵姐，叫老周他们把工具拿来。春桃，去煮绿豆汤，今天活重，人不能倒。”
工人们陆续到了。赵桂兰带着几个女工进了织机房，陈树生带着两个学徒进了实验室。巧英带着老周和三个男工，站在染缸前面。
第一台染缸里还残留着昨晚的靛蓝废液，颜色很深，散发着淡淡的酸味。巧英打开排水阀，液体哗哗地流出来，顺着地上的沟槽流进下水道。
“老周，你带人拆上面那台。我拆中间这台。”
老周犹豫了一下。“小姐，这活脏，您别——”
“脏什么脏，我也是染坊长大的。”巧英拿起扳手，卡在连接件的螺帽上，用力一拧。
螺帽纹丝不动。
她咬了咬牙，把扳手换了个角度，整个人压上去，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扳手柄上。螺帽动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嘎吱声，然后松了。
她直起腰，额头上全是汗。
“小姐，您真行。”老周咧嘴笑了，“我还以为您拿不动扳手呢。”
“拿不动也得拿。”巧英把松下来的螺帽放在地上，“继续。”
一上午，三台染缸的连接件全部拆完。巧英的手上磨出了两个水泡，一个在虎口，一个在食指根，水泡亮晶晶的，一碰就疼。她没有吭声，用布条缠了两圈，继续干。
午时。张氏来了。
她穿了一件灰布褂子，头发随便挽了个髻，没有戴孝。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来算账”的架势。
身后跟着两个男人。一个是钟家的远房侄子钟阿四，一个是从前在钟翰武厂里干活的工头王德胜。两个人都空着手，但站在那里，像两堵墙。
“二婶。”巧英放下扳手，摘下手套，“您怎么来了？”
“我来拿我家的东西。”张氏的声音不大，但很硬，“翰武死了，他的厂是他的遗产。庆堂不懂事，我不能让他把家底都败光了。”
巧英看了她一眼。“二婶，您说的‘东西’，是什么？”
“织机。两台。染缸。一台。还有库房里的原料，茜草、靛蓝、紫草，全是翰武生前进的货。这些，我要拉走。”
“二婶，二叔生前欠了云锦坊的原料款，折合大洋四百块。这笔账，您认不认？”
张氏的脸白了一下。“你二叔人都死了，你还要追债？”
“人死了，债不能死。这是钟家的规矩。”巧英的声音很平静，“二叔那批原料，是用云锦坊的钱买的。您要拉走，先把账清了。不拉走，原料留在厂里，算您入股。庆堂跟厂一起去武汉，年底分红，少不了您的。”
张氏站在那里，嘴唇哆嗦了两下。
她在算。
钟翰武死了，她一个女人，两个儿子。钟庆堂要跟巧英走，钟明轩在日本。如果现在撕破脸，她什么都落不着。如果忍一忍，年底还有分红。
“我——”张氏咬了咬牙，“我不拉走。但我要见那个日本人。”
巧英的手指顿了一下。“哪个日本人？”
“你别装了。”张氏的声音压低了，“佐藤先生的人找过我了。他们说，只要我拿出钟家的秘法，就可以给我钱，给我设备，让我自己开厂。巧英，你二叔活着的时候就想自己干。他没干成，我替他干。”
“二婶，您知道佐藤是什么人吗？”
“生意人。”
“他是日本陆军退役大佐。他拿秘法，不是开厂，是给日本人造军需。”巧英往前走了一步，“您要是把秘法给他，您就是汉奸。”
张氏的脸色彻底白了。
“你——你别吓唬我。”
“我没吓唬您。”巧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二叔怎么死的？他贪了钱，进了监狱。但他没当汉奸。钟家的人，可以贪，可以蠢，但不能当汉奸。这是底线。”
张氏的眼圈红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她转身走了，步子很快，像在逃。
钟阿四和王德胜跟在后面，也走了。
巧英站在原地，深呼吸了两下。
“小姐，”春桃端着绿豆汤走过来，“您刚才说那些话，二婶能听进去吗？”
“听不听得进去，是她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巧英接过碗，喝了一大口，“走，继续拆。”
未时。钟庆堂来了。
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大木箱。自行车歪歪扭扭地骑进巷子，差点撞上墙。
“巧英！”他跳下车，抹了把汗，“我把厂里的东西清点好了。两台织机，一台染缸，原料十一袋。清单在这里。”
他把一张纸递过来。巧英接过来看了看，字迹潦草，但数据很清楚。
“堂哥，你娘刚才来过了。”
钟庆堂愣了一下。“我娘？她来干什么？”
“要拉走设备。我说欠着原料款，没让她拉。”
钟庆堂的脸沉了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从木箱里翻出一本账册。
“巧英，这是我爹厂里所有的账目。你自己看。哪些是欠你的，哪些是欠别人的，你说了算。”
巧英接过账册，翻开第一页。
上面是钟翰武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进靛蓝两桶，大洋三十五块”。下面有一行小字，是钟翰武自己写的备注——“巧英那个死丫头，又涨价。”
巧英看着这行字，忽然想笑，又笑不出来。
“堂哥，你把这些交给我，你娘知道了——”
“知道了就知道了。”钟庆堂站起来，“我爹活着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账交给你。我爹不让。现在他不在了，我不替他瞒了。”
巧英看着他。“堂哥，你真的想好了？跟我去武汉，可能几年都回不来。你娘一个人在苏城——”
“我娘有我弟弟。明轩快从日本回来了。”钟庆堂的声音有些发紧，“再说了，我娘那个人，有钱就行。我给她赚了钱，她就不怨我了。”
巧英没有说话。
她把账册收好，拍了拍钟庆堂的肩膀。
“走，帮我把第二台染缸拆了。”
钟庆堂咧嘴笑了。“好。”
申时。阊门饭店。
佐藤健一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电报是从东京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协议已获批，资金待放。”
他把电报放在茶几上，端起茶杯。
门开了。山本雪子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正是之前接触过钟翰武的那个“中间人”。
“佐藤桑，人到了。”山本雪子侧身让开。
中年男人走到佐藤面前，鞠了一躬。“佐藤先生，钟家那边有消息了。”
“说。”
“张氏今天上午去过云锦坊，想拉走设备，被钟巧英挡回来了。但她没有完全拒绝我们的条件。她说，想先见您一面。”
佐藤放下茶杯。“什么时候？”
“她没说具体时间，但她说‘越快越好’。”
佐藤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暖了一下就没了。
“雪子，你说张氏和钟翰武，谁更难对付？”
山本雪子想了想。“钟翰武有野心，但没脑子。张氏有脑子，但没胆子。”
“所以，给张氏的筹码要换一下。”佐藤站起来，走到窗前，“钟翰武要的是‘中方代表’的头衔，要的是面子。张氏要的是实打实的钱。给她钱，给她设备，告诉她——秘法到手，她可以独立经营，不受任何人管。”
“她会信吗？”
“她不需要信。她只需要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佐藤转过身，“安排明晚，阊门饭店。我亲自见她。”
“是。”
中年男人退了出去。山本雪子关上门，走到佐藤身边。
“佐藤桑，张氏能拿到秘法吗？”
“拿不到。”佐藤摇摇头，“钟巧英不会把秘法交给她。但张氏可以帮我们做另一件事。”
“什么事？”
“拖住钟巧英。让她搬不成。”
傍晚。云锦坊。
第一台染缸拆完了。第二台也快拆完了。
铸铁缸体被粗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吊在房梁的滑轮上，六个汉子扶着，慢慢放下来，落在铺了稻草的木板上。老周蹲下来，用木楔子把缸体固定住。
“小姐，第二台好了。”
巧英走过来，蹲下来，看着这口染缸。
缸体内壁被染料浸透了，靛蓝渗进铸铁的每一个毛孔，泛着一种深沉的光泽。她伸手摸了摸，指尖触到的是光滑的、冰凉的、带着历史重量的金属。
这口缸，染过她爷爷的布，染过她父亲的布，染过她的布。
现在，它要上路了。
“编号，装车。”她站起来，“明天拆第三台。”
春桃跑过来。“小姐，陆长官来了。”
巧英擦掉手上的机油，走出厂房。
陆正远站在院子里，军装上沾着尘土，脸上有汗。他没有进堂屋，就站在石桌旁边，手里拿着一张地图。
“巧英，计划有变。”
巧英的心沉了一下。“怎么了？”
“日军飞机今天下午轰炸了苏州火车站。铁轨炸断了，列车停运。”陆正远把地图摊开，手指点着几个地方，“公路还通，但随时可能被切断。你必须后天一早启程。不能再晚了。”
“后天？不是说三天——”
“三天是昨天的三天。今天是今天的今天。”陆正远抬起头看着她，“我再给你调两辆军用卡车，总共七辆。够不够？”
巧英咬了咬嘴唇。“七辆，勉勉强强。但我的工人加上家眷，将近三十口人。卡车要装设备，人坐哪儿？”
“人坐设备上面。不舒服，但能走。”陆正远顿了顿，“路上可能会遇到日军飞机。听到警报，停车，人躲到路边的沟里。车不要管，飞机不会炸空车。”
巧英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陆正远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这是怀瑾从保定寄来的。他在信里说，军校提前结业了，他已经往南走。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可能会绕远。你到了武汉，先安顿下来，等他。”
巧英接过信封，捏了捏，里面不厚，可能只有一两页纸。
“谢谢陆长官。”
“不用谢。”陆正远看着她，“巧英，怀瑾信里还写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巧英，保重自己，别光顾着别人。’”
巧英的眼眶热了一下，但忍住了。
“我会的。”
陆正远走了。巧英站在院子里，把信封贴在胸口，站了很久。
入夜。云锦坊。
巧英坐在账房里，就着油灯看陆怀瑾的信。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
“巧英：军校提前结业了。我很好，不用担心。听说你要搬厂去武汉，路上小心。我在保定学了很多东西，等见面了讲给你听。怀瑾。”
没有“见字如面”，没有“纸短情长”，没有那些她在小说里看到过的缠绵词句。
但巧英看了三遍。
她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有人敲门。三下，很轻。
巧英警惕地抬起头。“谁？”
“钟小姐，是我。周福生。”
她站起来，打开门。
周福生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宋先生让我送来的。他说，这封信比上一封要紧。”
巧英接过信封，拆开。
信纸上只有几行字——
“佐藤明晚在阊门饭店见你二婶。他想要秘法，但更想拖住你。路上小心。我已安排人在无锡接应。另，怀瑾已过徐州，不日可到武汉。云澜。”
巧英把信看完，折好，放进袖口。
“周叔，辛苦了。进来喝碗水？”
周福生摇摇头。“不了。宋先生说了，信送到就走。”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钟小姐，宋先生还说——‘鱼咬钩了，但别急着收线。’”
巧英点了点头。
她关上门，走回账房，坐下来。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她拿起笔，在“经纬之心”上写下——
“八月十三日。拆了两台缸，织机拆了四台。手磨了两个泡，不疼。二婶来了，要拉走设备，被我挡回去了。佐藤要见她，她答应了。堂哥把账目交给了我，说‘不替他瞒了’。树生哥的样品装好了箱。陆长官说后天必须走。怀瑾的信到了，很短，但我看了三遍。他说‘等见面了讲给你听’。好，我等着。”
她合上账本，吹灭了灯。
黑暗中，炮声又响了。这一次很近，震得窗户嗡嗡响。她摸了摸枕边那个皮箱——母亲的手稿在里面，硬硬的，硌着手肘。
她闭上眼睛。
后天，就要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