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七日，苏城。
收音机里的声音一天比一天紧。
钟翰文从早到晚坐在堂屋里，把收音机开到最大，滋滋的杂音混着播音员急促的语调，在院子里回荡了一天。巧英从账房出来，经过堂屋的时候，看见父亲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是昨天的，上面写着“平津战事扩大”几个大字，黑体，粗得扎眼。
“爹，吃午饭了。”
钟翰文没有动。“英英，你过来听。”
巧英走过去，站在收音机旁边。播音员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念一份加急的电报。
“……日军增兵华北，平津形势危急。我军在宛平、丰台一带与敌激战，伤亡惨重……”
巧英听了一会儿，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了一些。“爹，别听了。听多了伤神。”
“不听就不打仗了？”钟翰文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眼袋垂下来，像两个装了水的小口袋，“英英，你知道吗，你娘生前最喜欢北平。她说北平的秋天最好看，银杏叶黄了，满城都是金的。她说等巧明大一点，带他去北平看银杏。去不了了。”
巧英没有说话。她在父亲对面坐下，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是凉的，春桃端来好一会儿了，她没顾上吃。
“爹，仗还没打完。”
“打不完的。”钟翰文的声音很低，低得像自言自语，“日本人来了，就不会走。”
巧英放下碗，看着父亲。“爹，您别说了。”
钟翰文看着她，看了几秒，把收音机的声音重新调大。滋滋的杂音又响起来了，像一千只蝉在叫。
午后，宋云澜的第二封信到了。
春桃从邮差手里接过信，跑进账房。“小姐，宋先生又来信了！”
巧英接过信，拆开。信纸是薄的，上面是宋云澜端正的字迹。
“巧英：香港的货已经装船，走法属印度支那航线，预计八月中旬到广州，再转苏城。时间比原计划晚半个月，但能到。另，苏联与南京政府的谈判正在加速进行。据可靠消息，中苏双方已接近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条约一旦签订，苏联将向我国提供大量军火援助，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前线物资紧张的局面或将缓解。但苏联援华的消息公开后，日本人的反应可能更为激烈，你在苏城务必加倍小心。”
巧英把信看了两遍，放在桌上。她拿起笔，在信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桂花糕吃完了。谢谢沈姨。”写完之后又加了一行——“云澜哥，保重。”
她把信折好，放进信封，交给春桃。“寄出去。”
“小姐，宋先生在信里说什么了？”
“说货在路上。还说苏联人要来帮我们。”
“苏联人？那是什么人？”
“北边的一个大国。也在跟日本人作对。”巧英没有多解释，“去寄信吧。”
春桃接过信，跑了。
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看着桌上那封信。苏联。她在地图上见过这个名字。母亲的书架上有一本世界地理，里面有一页画着苏联的地图，很大，横跨欧亚大陆。她小时候翻过那本书，觉得苏联太大了，大得不像一个国家。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红豆架上的花已经谢了大半，结出青青的豆荚，细细的，弯弯的，像一弯一弯的小月亮。
她想，怀瑾会不会知道苏联人要来？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消息而多几分活下去的希望？
她想了一会儿，转身走回桌前。
陈树生从实验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他走进账房，把瓶子放在巧英面前。
“巧英，你看看这个。”
巧英拿起瓶子，里面装着一种淡绿色的液体，比之前的样品颜色深了一些，像春天的树叶泡出的水。
“新涂层，第二版样品。”陈树生推了推眼镜，眼圈黑得像被人打了两拳，但眼睛是亮的，“防水指标达标了，透气指标也达标了。成本降了一半。”
巧英的手停了一下。“降了一半？”
“嗯。我用银杏酸的废液做底料，加了一层植物胶的副产物。废物利用，成本自然就下来了。”陈树生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再给我三天，我还能再降。降到军需处能接受的程度。”
巧英看着那个小瓶子，看了很久。淡绿色的液体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像一汪浅浅的湖水。她把瓶子放回桌上，抬起头看着陈树生。
“树生哥，你昨晚又没睡？”
“睡了。春桃盯着我睡的。”陈树生在她对面坐下，揉了揉眼睛，“她说‘陈先生，您不睡觉小姐会担心’。我就去睡了。”
巧英低下头，嘴角弯了一下。“她盯得住你？”
“盯不住。但我答应她了。”
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蝉叫得很响，像是在替所有人喊热。
“树生哥，”巧英忽然开口，“你说，山本雪子下一步会做什么？”
陈树生沉默了一会儿。“她不会善罢甘休。库房烧了，她以为你会怕。你没怕，她不甘心。下一步，她不会只盯着库房了。”
“那她会盯着什么？”
陈树生看着她。“你。”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
“你爹。你弟弟。春桃。堂哥。”陈树生一个一个地数，“她会找到你最在乎的人，一个一个地动。直到你撑不住为止。”
巧英的手从银镯上拿开，放在桌上。她看着自己的手指，指腹上有织锦磨出的薄茧，白白的，硬硬的。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守。”
陈树生看着她，看了很久。“好。”
傍晚，钟庆堂来了。他今天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开车，是跑来的，满头大汗。他一进门就把门关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巧英。
“巧英，阊门饭店那边又有动静了。”
巧英接过纸，展开。上面是钟庆堂的字迹，写得很潦草。
“山本雪子的人又退了一间房。六个人变成了三个。走的那个是往北去的，跟之前那两个人同一个方向。”
巧英看着纸上那行字，手指在“往北”两个字上停了一下。“又是往北？”
“嗯。我问了火车站的人，说这几天从苏城往北走的日本人多了，不止山本雪子的人。”钟庆堂擦了擦额头的汗，“巧英，会不会跟苏联人的事有关？”
巧英放下纸，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墙外面，运河上的船夫在收网，渔网从水里提起来，银白色的鱼在网里蹦跳，噼里啪啦的。
“堂哥，你觉得苏联人来帮我们，日本人怕不怕？”
“怕。日本人怕苏联人。”钟庆堂的语气很肯定，“我在日本的时候，报纸上天天写苏联的事。日本人对苏联又怕又恨，恨不得一口吃掉，又怕噎死。”
“那山本雪子的人往北走，会不会是去打探苏联人的消息？”
钟庆堂想了一会儿。“有可能。也可能是去接什么人。”
巧英转过身。“接什么人？”
“不知道。但我觉得山本雪子一个人在苏城待了这么久，没拿到配方，上面不会满意。她可能需要帮手。”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帮手。山本雪子已经带了六个人，够多了。她还需要帮手，说明她要干的事比放火更大。
“堂哥，继续盯着。她的人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来，都记下来。”
钟庆堂点了点头。“我知道。”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巧英，还有一件事。今天合作社的钱掌柜来找我，说他听说日本人要把苏州河以北的工厂全部拆掉，机器搬走，厂房烧光。他问我云锦坊怎么办。”
巧英的手握紧了。“谁跟他说的？”
“不知道。他也是听人说的。传话的人说是从上海那边传来的消息。”钟庆堂的声音压得很低，“巧英，上海那边可能要出大事了。不是北平那种事，是更大的事。”
巧英沉默了一会儿。“堂哥，你说上海要打仗？”
“不是我说。是大家都在说。”钟庆堂走回来，在她对面坐下，压低声音，“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早就在苏州留园挂了一块‘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牌子，表面上是训练，实际上是作战指挥部。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都已经从外地调到了京沪线上。那些都是中央军最精锐的德械师，配的全是新装备。如果没有打仗的打算，不会把三个德械师全部拉到苏锡常一带。”
巧英的手在银镯上停了一下。她在苏州城里见过那些人——穿着整齐军装的士兵，腰板挺得笔直，走路的时候目不斜视。旁边有人说“这是中央军的德械师，刚从德国训练回来的”，语气里带着骄傲，也带着担忧。骄傲是因为有这样的军队，担忧是因为把他们拉到前线上来，说明仗真的要打了。
“堂哥，你觉得上海什么时候会打起来？”
钟庆堂摇了摇头。“不知道。但不会太久了。”他顿了顿，“巧英，如果上海真的打起来，苏城就是大后方。伤兵会从前线送到苏城来，物资会在苏城中转，工厂会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云锦坊不只是要防山本雪子，还要防日军的飞机。”
账房里安静了下来。窗外蝉叫得很响，像是在锯木头。
巧英站起来，走到墙边，把那幅苏城地图取下来，铺在桌上。地图是陈树生画的，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了巷道、围墙、厂房的布局。她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把云锦坊圈在中间。
“堂哥，从明天开始，云锦坊进入战时状态。工人分两班，织机昼夜不停。原料省着用，止血带、绷带、药棉，能做多少做多少。”
钟庆堂看着地图上那个红圈，点了点头。“我这就去通知合作社的铺子。”
他走了。巧英一个人站在桌前，看着那张地图。苏城在东边，上海在东边的东边。她用手指从苏城划到上海，距离不远，坐火车两个时辰就到了。如果日本人从上海打进来，苏城就是第一道防线——不，是第二道。第一道是上海。
她想起宋云澜信里写的话——“苏联援华的消息公开后，日本人的反应可能更为激烈。”苏联人要来，日本人怕。怕了就要打。打就要打到苏城来。
她低下头，看着腕上的银镯。内侧那行字——“愿我如星君如月”——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但摸上去还能感觉到笔画的走向。她用手指摸了摸，然后放下手。
夜。
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面前摊着“经纬之心”。她没有写字，只是握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
窗外的蛙声很响，像在开大会。远处运河上的船夫又开始唱了，今晚唱的是《茉莉花》，调子很慢，像是在水里泡过。她听着，忽然觉得有点想笑。这个时候，还有人能唱得这么欢快，真好。
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陈树生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银耳汤。
“巧英，春桃煮的。让你喝了早点睡。”
巧英接过碗，喝了一口。甜的，温的，刚刚好。
“树生哥，你今晚还守后门？”
“嗯。你守中间，我守后半夜。你睡两个时辰，起来换我。”
“你睡什么？”
“我不睡。”陈树生的语气很平淡，“在清华的时候，三天不睡是常事。”
巧英放下碗。“树生哥，你不能总是不睡觉。”
“你也是。”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陈树生开口了。“巧英，你今天想了好几次银镯。”
巧英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摸的。
“你在想事情。”陈树生说，“你一紧张就摸银镯。从小就是这样。”
巧英把手从银镯上拿开，放在桌上。
“树生哥，你怕不怕上海打仗？”
陈树生沉默了一会儿。“怕。”
“怕什么？”
“怕云锦坊被炸。”他的声音很低，“怕你出事。怕你一个人扛。怕你累倒了没人知道。”
巧英的手抖了一下。
“怕你以为自己是一个人。”陈树生说完，转过身，走了。
巧英坐在桌前，看着那碗还剩半碗的银耳汤。她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一滴都没剩。然后她翻开“经纬之心”，提起笔。
“七月二十七。收音机里说平津形势危急。北平的银杏叶，今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去看。宋云澜来信，说苏联人要来帮我们。堂哥说上海可能要打仗了，三个德械师都拉到京沪线上，连指挥部都搬到苏州留园了。山本雪子的人又走了两个，往北去了，可能是去打探苏联人的消息，也可能是去找帮手。树生哥的新涂层成本降了一半。他说怕我出事。我不是一个人。我一直不是一个人。”
她写完之后合上账本，放进抽屉。拿出那把匕首，放在枕头底下。拿出那枚银梭，握在手心里。银梭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在灯光下像一枚印章。
她吹灭了灯，在黑暗里躺着。
窗外的蛙声还在响。运河上的船夫还在唱，调子很慢，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她闭上眼睛。
夜很长。但天总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