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润东关于信仰需与中华文明精髓共鸣的提法，像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头，激起了更激烈的思想涟漪。尤其是触及到如何具体对待“传统”这个庞然大物时，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观点差异立刻凸显出来。
渝北口音的他反应最为直接和敏锐。他几乎立刻放下了刚端起的醪糟碗，眉头紧锁，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批判性：“润东，我明白你想为我们的信仰寻找更深厚的土壤，这个方向我赞同。但是，我们必须清醒！你提到的那些‘天下为公’、‘民贵君轻’、‘自强不息’、‘舍生取义’，听起来很美，但它们在过去几千年里，是被包裹在、捆绑在一整套完整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里面的！‘君为臣纲’压倒了‘民贵君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扭曲了‘仁者爱人’，‘三从四德’扼杀了女性的‘自强不息’！所谓‘传统’，其主体和常态，是纲常礼教、是封建迷信、是宗法势力、是愚忠愚孝！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压迫和扭曲‘人’字的主要力量！我们搞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反传统’，革掉这些吃人礼教、腐朽制度的命！如果因为其中有几句闪光的话，就模糊了斗争的大方向，那是要犯大错误的！”
他的话语像一连串急促的鼓点，敲在每个人的心上。陈赓听得连连点头，显然更倾向于这种干脆利落的“革命”态度。
任培国推了推眼镜，等他话音落下，才用他那种惯有的、学理清晰的语调缓缓反驳：“d同志，我理解你的警惕。彻底的反封建是我们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不能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我们要反对的，是传统中那些已经僵化、腐朽、成为压迫工具的封建礼教外壳和等级制度。而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凝聚下来的精神内核、道德追求和生存智慧，是有其超越时代价值的。‘精忠报国’是传统，在岳飞那里是忠君，在我们这里就可以升华为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传统精神，林则徐用它来禁烟御侮，我们的战士同样可以用它来抗日救国。我们反对‘父为子纲’的绝对服从，但提倡孝敬父母、家庭和睦，这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剥离其封建强制性和不平等性，保留其基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责任。对传统，需要有辩证的、历史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一股脑地彻底否定。”
罗亦农作为实际主持地方工作的人，他的视角更加务实，充满了在具体工作中摸索的体会：“两位说的都有道理，但落到实际工作中，情况要复杂微妙得多。完全抛开传统的乡土伦理、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我们的政策法令在基层可能寸步难行。比如征粮、征兵、动员，有时候通过在地方有威望的老人去说话，比我们干部直接去讲大道理更管用。但一味迁就、依赖这些旧规矩，我们的新政权、新思想就无法真正扎根，甚至会巩固旧势力的权威。我们的策略是，在初期，可以利用传统的互助网络、乡土情谊来进行动员和组织，减少阻力。但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通过建立村务委员会、合作社、民兵队、识字班这些新的组织形式，通过实实在在为村民谋福利、解决困难，来逐步树立新权威，瓦解旧权威。把群众对‘宗族’、‘乡里’的认同，慢慢引导、扩大到对‘集体’、对‘国家’、对‘革命事业’的认同。这是一个缓慢的、有时甚至是拉锯的替代过程。”
聂总从军事组织的角度提供了另一个案例：“军队的改造也是一样。之前我们在对西北、晋绥、东北的旧军队筛选整训时，就发现其内部盛行的‘结拜兄弟、帮派’习气、地域观念、私人效忠，这些是必须坚决清除的糟粕，它们严重损害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但是，军人之间在战场上结成的生死情谊、对荣誉的珍视、对集体的归属感，这些是需要继承和升华的宝贵传统。我们提倡‘革命友爱’，强调官兵平等、团结互助，这里面既包含了传统军队中珍贵的情义成分，又注入了共同的阶级感情和理想信念，形成了更强大、更健康的凝聚力。”
陈赓听这他们几人啰里吧嗦一大堆，不由得头疼，只好说道：“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但凡是对老百姓好的老规矩就留着，坑人害人的老规矩就砸了！对吧！”
卢润东一直静静地听着这场激烈的交锋，脸上时而沉思，时而恍然。听到陈赓这话，他不由得笑了，那笑容里有理解，也有更深远的思虑。他抬手示意大家稍安，等屋内重新安静下来，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似乎要穿透这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老陈，你说的也是我们在说的理。最终的标准，的确要看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但是，怎么判断‘好’与‘坏’，怎么‘留’与‘砸’，这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耐心。”
他顿了顿，似乎在寻找更贴切的比喻：“我打个比方吧。我们的文明传统，就像一条流淌了几千年的黄河。它滋养了这片土地和人民，但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在某些河段形成了严重的淤积，甚至让河道变得狭窄、扭曲，阻碍了水流，也淹没了良田。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截断这条河，让它干涸——那是历史虚无主义，会让我们失去根基。我们是要做‘河道工程师’，要对这条大河进行综合整治。”
他的手指在炕桌上轻轻划动，仿佛在描绘河道的蓝图：“首先，要‘疏浚’，坚决清理那些明显是‘糟粕’的淤泥和垃圾，拓宽河道，让水流更通畅。其次，要‘固堤’，用新的思想、新的制度修筑坚固的堤坝，引导河水向正确的方向奔流，防止它再次泛滥成灾，或者流向错误的沼泽。同时，还要善于‘引流’，有选择地引入新的、有益的‘活水’，增加河流的活力和营养。最后，也是最难的，是要在整治的过程中，尽量保留和修复河道中那些自然的、优美的‘景观’，让这条河既健康有力，又保留其独特的风貌和记忆。”
他的目光扫过他、任、罗、聂四人的面庞：“在这个过程中，碰撞、漩涡、甚至暂时的回流都是难免的。因为河水有它的惯性和记忆，整治工程也会触及依附在旧河道上的各种利益。我们这些人，就是第一代的‘河道工程师’。既要有d同志那样彻底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敢于向最顽固的‘淤积’开刀；也要有弼时同志那样的历史眼光和辩证思维，能识别出真正的‘精华’；还要有亦农、荣臻同志那样的实践智慧，懂得如何在具体的河段上因地制宜，平衡‘疏浚’、‘固堤’、‘引流’和‘保留’的关系。最终的目标，是让这条古老的大河焕发新的生机，流向更广阔、更美好的未来——一个能让每个‘人’字都得以舒展书写的未来。”
这个“河道工程师”的比喻，形象而富有包容性，让激烈争论的双方都陷入了沉思。dZw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似乎在衡量这个比喻中的“疏浚”力度。任培国微微点头，显然欣赏这个兼具历史感和建设性的视角。罗亦农和聂总则露出了然的神色，这比喻贴合他们工作中面对的复杂现实。
屋内的烟味更浓了，争论的热度却渐渐转化为一种更深沉、更理性的共识探寻。尽管具体的方法、分寸还会有无数争论，但大的方向和原则，似乎在这一夜的碰撞中，变得更加清晰了一些。古老的河流与新的航道，就在这思想的交锋与融合中，若隐若现地勾勒出未来的轮廓。
窗纸上，那抹灰白色变得明显了一些，鸡鸣声也从远处隐隐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