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兹比港，大夏远征军前进指挥部。
电报机哒哒的响声在略显嘈杂的指挥所里并不突出。
译电员将一份刚译好的电文递给坐在作战地图前的严明翊。
严明翊接过电文，目光快速扫过。
电文是周卫国从特一师前沿发来的，内容简明扼要：
汇报了当日作战中与澳军部队因战场处置小鬼子伤兵问题发生的冲突，以及澳军一名师长扬言要将大夏远征军“告上军事法庭”，罪名是“虐待俘虏”、“法西斯行径”。
看完电报，严明翊脸上没什么剧烈表情，只是嘴角向一侧微微扯动了一下，鼻腔里发出了一声短促的、近乎无声的嗤笑。
那笑容里没什么温度，更多的是荒谬感和一丝压着火的冷意。
他把电文轻轻放在桌面上，手指在上面点了两下：“告上军事法庭？虐待俘虏？法西斯？”
严明翊的低声自语，让站在旁边的副官却能听出那平静下翻涌的怒意：“这帮脑子里灌了海水的棒槌，是靠什么活到现在的？靠他们那套在伦敦咖啡馆里琢磨出来的绅士打仗手册吗？”
副官没敢接话。
他知道严司令平时冷静自持，但一旦动怒，言辞往往锋利如刀。
严明翊站起身，走到挂着大幅新几内亚战区态势图的墙壁前，背着手看了一会儿。
图上代表盟军攻势的蓝色箭头已经深深嵌入小鬼子第十七军的防区，但在细节处，犬牙交错，战斗远未结束。
他不需要周卫国详细描述，就能想象出前线发生了什么。
大夏军队从多年苦战中得出的、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战场铁律——对小鬼子必须保持最高警惕，确认击杀，不给任何反扑机会——在某些“文明”的盟军眼里，自然成了“残忍”和“野蛮”。
气恼吗？
当然有~！
自己的人在前面流血拼杀，还要被后方这些可能连真正残酷的东方战场都没见识过的“盟友”指责甚至指控，任谁都会火大。
但严明翊很快压下了这股情绪，愤怒解决不了问题，他转身走回桌前：“前线那边，算是把冲突摆到台面了。这样也好~！”
严明翊重新坐下，手指敲击着桌面：“对方既然想走正式渠道‘打小报告’，那咱们也不能干坐着。前置工作得做，不然后面被动。”
他看向副官：“立刻准备骂我要给墨尔本总司令部致电。”
“是！”副官立刻应道，迅速准备好纸笔。
严明翊微微眯起眼睛开始思索，根据时间推算，那份澳军军官的控诉电报应该已经发出，甚至可能已经摆在了某位参谋的案头，与此同时……
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指挥部简陋的墙壁，投向北方那片仍在激战的山林海岸。
他语气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预判：“那些坚持要按‘日内瓦流程’优待鬼子伤兵的‘仁慈’盟友，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体验到，他们想优待的对象，到底是些什么‘货色’了吧~！”
正如严明翊所料，在欧文·斯坦利山脉北麓的澳军阵地上，安德森师长此刻正经历着从愤怒到震惊，再到一丝寒意爬上脊背的煎熬。
他的营指挥所设在一个半塌的小鬼子掩蔽部里，空气混浊，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
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在这里义愤填膺地写下那份控告大夏远征军的电报，并派人以最快速度送往师部，要求转发战区司令部。
那时他胸中充满了一种近乎正义的使命感，他认为自己在扞卫战争的底线，在对抗“野蛮”。
但现在他面前站着的师部作战参谋，脸色灰败，嘴唇微微颤抖，手里拿着的伤亡初步统计清单，像是有千钧重。
参谋的声音干涩：“师长……各连刚刚报上来的初步统计……情况……很糟。”
“说。”安德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但喉咙有些发紧。
参谋艰难地汇报着：
“在今天下午的推进和肃清残敌过程中，我们遭遇了……远超预期的小鬼子自杀式反击。
不仅仅是‘万岁冲锋’，许多重伤倒地的小鬼子士兵，在我们的人，尤其是医疗兵试图靠近救助或检查时……突然拉响手榴弹，或者引爆身上的炸药……”
参谋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
“我们的一个医护班，在试图搬运两名看似重伤的小鬼子时，三名医护兵被藏在小鬼子身下的手雷炸死，两人重伤……
二团三营的一个排，在通过一片看似安全的区域时，五名‘尸体’突然爬起来，抱着集束手榴弹冲进队伍……
类似的情况，在各团都有发生，只是程度不同。”
安德森的脸色开始发白。
参谋看了一眼手中的纸：“伤亡数字……初步估计，仅因这类小鬼子伤兵或伪装伤员的突然袭击，造成的阵亡人数……
已超过三百五十人，重伤失去战斗力者，可能超过六百。
这还只是初步统计，许多分散的小部队报告还没完全汇总，实际数字……
可能更高，更关键的是，许多有经验的老兵和宝贵的医护兵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