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煜看着广场上那群人，邓朝被陈赤赤追着跑了一圈撞在了老舅身上，三个人撞在一起差点摔倒，王冕趁乱把一个雪球塞进了高瀚雨的帽子，高瀚雨伸手往帽子里一摸，摸到了一手雪水，表情无辜又无奈。
鹿寒堆的小雪人被风吹歪了鼻子，他正用手指小心地把它扶正，另一只手护着雪人的身体，怕它被风吹倒。
他收回目光，看着高玉芬，嘴角弯起来。
“最后一首歌吗？可是我还没写。”
高玉芬看着他，沉默了两秒。雪落在她和沈煜之间，一片一片地落，像是有人在慢慢翻开一本空白的书。
然后她笑了。
“不急，”她说，
“还有时间。你慢慢写。”
第二天早上，沈煜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站了很久。
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雾，他用手指擦了一下，露出外面一小块清晰的画面。
雪已经停了，中央大街的方石路面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色，街边的面包店已经开始冒白汽了，门口排着几个拎着保温袋的老人。
哈尼发来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出发。他回了一条：“等我一下，我带你去个地方。”
他没有带她去辽宁。
辽宁是原主的家乡，不是他的。
他穿越来的时候，原主的记忆像一本被翻过的书，他知道每一个情节，但那些情节不真正属于他。
他知道它们在书页上的位置，知道它们出现了多少次，知道它们在故事中承担着什么功能，但他没有亲身经历过。
他不能假装那些记忆是自己的，然后用它们去完成一个感人的“回家”仪式。
那不对。那不是诚实。但哈尔滨不一样。
哈尔滨是他自己走过的。中央大街的方石是他自己踩上去的，松花江的风是他自己吹过的，老道外的砖墙是他自己摸过的。
在糖葫芦摊前被邓朝骗、在马迭尔门口被老舅骗、在中央大街尽头上了一辆全是假工作人员的小巴车，这些都是他自己的。
这些人是他的。这个城市，从这一站开始，也是他的。
他带哈尼又走了一遍中央大街。
不是录节目时的那种走法，没有摄像机，没有收音师，没有执行导演在旁边喊“再来一条”。
只有他们两个人，踩在雪后的方石路面上，发出细微的嘎吱声，像是踩在刚出炉的酥皮点心上。
街边的糖葫芦摊已经开了，还是那个位置，摊主换成了一个真正的大爷，穿着一件军大衣，正把新做的糖葫芦往草把上插，草把上已经插满了糖葫芦，山楂的、草莓的、橘子的，在雪地里像一束束红色的花。
马迭尔冷饮厅门口排着几个买冰棍的游客，一个小孩舔了一口冰棍，被冻得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咧嘴笑了，缺了一颗门牙的嘴里冒出一团白气。
他们牵着手，从街头走到街尾，什么也没说，只是走。
“你之前说过，”哈尼在索菲亚教堂前的广场上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
雪后的广场比昨晚更亮，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一层柔和的白光，有些刺眼，她眯了一下眼睛。
几只鸽子已经回来了，正在雪地里找食吃，脚爪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细小的印记。
“每次在收尾环节唱一首歌给一座城市，是你和那座城市的告别方式。你给北京写了《游京》，给成都写了《成都》，给西安写了《长安姑娘》，给大理写了《去大理》。昨晚你给哈尔滨写了《下雪的哈尔滨》。”
她把围巾的流苏松开，伸出手，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他大衣领口上还没化的雪，那几片雪花在她的指尖化成了水珠。
“所以这一站，也要告别了吗？”
“不是告别，”沈煜说。
他看着雪地上那些鸽子踩出来的梅花形脚印，看着教堂的洋葱顶上积着的那层干净的白雪，看着远处松花江的方向，虽然看不见江面，但他知道它在那里，知道它还在流。
“是开始。”
“开始什么？”
“开始记住这个地方，”他说，
“以后不管去哪个城市录节目、拍戏、出差，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哪儿人，我会说，我是东北人。
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出生，是因为这里有我在等的人。有会在我回家的时候站在路边假装卖红薯的人，有会把糖葫芦塞在我手里的人，有会用三十码开完一整条沿江公路的人，有会包饺子给我吃的人。”
他看着她，
“也有我在乎的人。”
她弯起嘴角，踮起脚尖，在他脸颊上轻轻印了一下。
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皮肤上，凉意只停留了一瞬就被体温融化了。
“走吧，”她说，“他们应该都醒了。再不回去，朝哥又要说我们偷偷出去不带他了。”
他们牵着手往回走。
阳光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把整条中央大街照得亮堂堂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每一块方石都被照得发亮。
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远远就看到大堂靠窗的沙发区坐着几个人。
邓朝靠在沙发靠背上，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正跟旁边的陈赤赤说着什么。
陈赤赤面前摆着一盘牛角包，他正往其中一个上面抹黄油，黄油刀在面包表面刮出细碎的屑。
老舅坐在对面。王冕在他旁边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航班信息。
高瀚雨趴在沙发扶手上，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头发有一撮翘在头顶，像是被帽子压出来的印子还没消。
范至毅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手里端着茶，姿态端正，茶缸还是那个青花瓷的，杯盖搁在手边。
鹿寒不在这里，大概还在睡，昨晚散场之后他又被老舅拉着聊了很久，聊什么没人知道，但老舅说“小鹿说要写首歌”，说完自己先笑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可能是被我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