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瑜放下电话听筒，听筒里“嘟嘟”的忙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他保持着接电话的姿势，几秒钟后才缓缓将听筒放回那部黑色的“冲电气”电话机上。窗外，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要压垮这座末日之城。
电话是清水一郎亲自打来的，语气是刻意伪装的平静，但周瑾瑜还是听出了底下那丝压抑不住的焦躁和急切。清水说，关于顾婉茹的爆炸案，特高课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需要当面核实的线索”，请他“务必”在明天上午九点，到特高课办公室一趟。
新的线索？周瑾瑜心中冷笑。顾婉茹的“死亡”是他一手策划的“完美意外”，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所谓的“线索”根本不存在。这分明是一个借口，一个调虎离山的拙劣借口。
清水一郎终于按捺不住，要动手了。而且，选择在他家里有特务“保护”（监视）的情况下，以公事名义将他调离，目的不言而喻——想趁他不在，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
周瑾瑜走到窗边，透过玻璃的反射，他能看到客厅门口那个特务看似随意、实则警惕的身影。清水一郎的计划并不高明，甚至有些冒险和粗糙，但这恰恰说明了他此刻的疯狂和孤注一掷。一个陷入绝境的对手，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他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可能采取极端手段。
被动防御，等待清水一郎出招，然后见招拆招？不，那太被动了，而且风险不可控。万一清水的人真的搜查出什么（尽管他已经反复清理，但百密一疏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或者清水干脆撕破脸皮，用更直接暴力的方式呢？
他必须化被动为主动。在清水一郎的刀砍下来之前，先给他套上一个更沉重、更致命的枷锁。不是简单地制造麻烦或转移视线，而是要编织一张让清水一郎无法挣脱的“罪证之网”，利用敌人内部的规则和矛盾，将其彻底清除。
这就是“嫁祸之策”。用敌人最擅长的手段——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内部倾轧——来对付敌人自己。
周瑾瑜回到书房，关上门。他需要冷静地构思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目标：让清水一郎身败名裂，被日本军方自己逮捕甚至处决。罪名：必须是在这个敏感时期最能触动日军神经的——通敌、贪污、企图叛逃。
**第一步：伪造通敌证据。**
这需要伪造清水一郎与重庆方面或苏联方面“联络”的物证。周瑾瑜首先想到的是信件。不能是完整的、逻辑清晰的长信，那样太假。最好是零散的、语焉不详的便条或密码片段，夹杂在一些看似普通的物品或文件中，显得更像是秘密联络的痕迹。
他拿出几张从不同地方收集来的、质地各异的纸张——有普通的“满洲国”办公信纸，有带暗纹的进口道林纸，甚至有一张从旧书里找到的、印有俄文水印的纸。笔迹是关键。他不能模仿清水的笔迹（太容易被鉴定），也不能用自己或任何已知人物的笔迹。他需要创造一种“中性”的、略带生硬和刻意的书写风格，像是为了掩饰真实笔迹而刻意改变的。
他选用一支笔尖较粗的“金星”钢笔，灌上常见的“民生”牌蓝黑墨水。先在废纸上练习了几遍，找到感觉后，才开始在选好的纸张上书写。内容极其简略，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密语词汇，如“货物”、“行情”、“老地方”、“风紧”等，落款用代号或缩写，如“q”、“山本”、“三郎”等。日期则故意模糊或错乱，有的甚至不写日期。
写好后，他小心地用火柴的微弱火焰，将纸张边缘轻轻熏烤一下，做出陈旧感，并用手指沾染一点灰尘，在纸上留下不易察觉的指印（当然不是他自己的）。然后，他将这些“密信”分别折叠成小块，准备放置到不同的“合适”地点。
**第二步：伪造贪污证据。**
战乱时期，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正是贪污舞弊的高发期。清水一郎作为特高课长，经手查没的“敌产”、罚没的物资、以及各种“特别经费”不在少数。伪造他贪污的证据，需要更“实在”的东西。
周瑾瑜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不起眼的硬皮笔记本，封面上印着“满洲中央银行”的字样，是那种银行送给大客户的赠品。他在里面用不同的笔迹和墨水，模仿流水账的格式，记录了一些模糊的款项往来，数额不小，涉及“黄金”、“棉纱”、“药品”等紧俏物资，收款方是几个虚构的商号或人名，而备注里则隐晦地提到“清水先生关照”、“课长份额”等字样。数字故意写得有些潦草，日期也跨度几个月。
此外，他还需要“银行账户”证据。这比较困难，因为他无法真的在银行以清水一郎的名义开户。但他可以伪造一份银行对账单或存款凭证。他有一张真正的“满洲中央银行”空白取款凭条（以前任务中获得的），上面有银行印章的印痕。他小心地使用一种特殊的、当时少见的“复写纸”（一种涂有颜料的薄纸，通过压力可将字迹转移到下层），将伪造的户名（一个假名，但暗示与清水有关）、账号、存款金额（一笔巨款）和日期，拓印到那张空白凭条上，形成看似银行柜台手写的记录。复写纸的字迹颜色较淡，且略有模糊，反而更显真实。他再将这张凭条做旧，折叠出痕迹。
**第三步：伪造企图叛逃证据。**
这是最致命的一击。在苏军兵临城下、日军溃败在即的关头，“企图叛逃”是足以让任何军官被就地正法的罪名。证据不需要多，但要足够惊悚。
周瑾瑜找出一张哈尔滨市及周边地区的简略地图（市面上常见的版本），用红色铅笔，在图上标注出几条从哈尔滨通往苏联控制区或国统区的可能路线，并在几个关键地点（如边境哨卡、渡口、火车站）画上圈。然后，他用清水一郎可能使用的日文语气，在地图空白处写了几句简短的、充满焦虑和决绝的话，例如：“局势已不可为，必须早做打算。”“此路或可一试。”“联系‘那边’的人，代价虽高，但求生路。” 笔迹依旧采用那种刻意改变的风格。
他还准备了一张伪造的“良民证”和一份简单的化装用品清单（假胡子、眼镜、染发剂等），与地图放在一起。
**第四步：选择放置地点和引导方式。**
伪造的证据不能直接送到宪兵队，那样太明显，容易让人怀疑是陷害。必须让宪兵队“自己发现”这些证据，而且发现的过程要合乎逻辑，经得起推敲。
周瑾瑜想到了几个地点：
1. **特高课内部**：最危险，也最有效。如果能将部分证据（尤其是通敌密信）巧妙地放置在清水一郎办公室或其管辖的档案室、杂物间等不显眼但可能被搜查到的地方，一旦被宪兵队或内部调查人员发现，清水百口莫辩。但这需要内部接应或极其隐秘的潜入，风险极高。
2. **清水一郎的住所或常去的地点**：相对容易操作，但需要摸清其生活规律和住所情况，同样不易。
3. **与清水有牵连的第三方处**：比如，那个被清水调查或得罪过的商人傅家骏。如果将部分贪污证据（如账本片段、银行凭条复印件）巧妙地“泄露”给傅家骏，或者放置在与傅家骏有业务往来、又被特高课监视的地点，当宪兵队调查清水与商人的不正当关系时，就可能顺藤摸瓜“发现”这些证据。傅家骏为了自保或报复，很可能主动或被动地交出这些东西。
4. **周瑾瑜自己的住所**：这是一个反向思维。如果清水一郎真的来搜查他的家，他可以在家中提前放置一两件指向清水的、不那么直接的“可疑物品”（比如一张没有抬头、但内容涉及贿赂和“课长”的便条），当清水的人搜出这些东西时，周瑾瑜可以反咬一口，指控清水栽赃陷害，从而引发更高级别的调查，在调查中再引导出其他更致命的证据。
周瑾瑜权衡利弊。第一种方案效果最好，但难度和风险最大，目前难以实施。第二种需要时间侦查。第三种，利用傅家骏，操作性较强，傅家骏现在对清水充满怨恨和恐惧，是个很好的杠杆。第四种，属于防御中的反击，可以作为备用方案，配合第三种进行。
他决定，双管齐下。主要精力放在通过傅家骏这条线，泄露贪污和部分通敌证据。同时，在自己家中做好应对清水搜查的准备，并预设反击陷阱。
他需要选择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将部分伪造证据“无意中”送到傅家骏手中，或者让傅家骏“意外”发现。这个中间人不能是他直接联系的外围情报员，那样链条太短。最好是一个与傅家骏有商业往来、同时又对日本人不满、有点小把柄被周瑾瑜掌握的小人物，比如某个海关或税务部门的小职员。
周瑾瑜在脑海中筛选着可用的人选。时间紧迫，他必须在清水一郎明天动手之前，至少启动这个计划，埋下第一颗种子。
他走到书柜前，挪开几本书，从后面墙壁一个极其隐蔽的微小缝隙里，抠出一个小油纸包。里面是几根金条和一小叠“满洲国”纸币（“中银券”，面值较大），这是他的应急资金。要驱动那些小人物，光靠威胁不够，还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
他将金条和一部分纸币用布包好，又将几份伪造的“贪污证据”（账本片段和银行凭条的“副本”）小心地夹在其中。他需要写一封简短、没有任何落款、措辞模糊但暗示性极强的信，指示中间人如何将这些“东西”和“消息”传递给傅家骏，并警告他如果泄露或办砸的后果。
夜色渐深，窗外的炮声似乎又近了一些。周瑾瑜坐在书桌前，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开始书写那封至关重要的指令信。他的眼神专注而冷静，仿佛不是在策划一场足以致人死地的阴谋，而是在完成一件精密的艺术品。
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严丝合缝。失败的代价，他承受不起。为了婉茹，为了那个未出世的孩子，也为了他自己必须继续下去的使命，清水一郎这个障碍，必须被彻底、干净地扫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