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岛国，主岛东侧。
预科班的临时校区设在工业园旁边，紧挨着百合子的光学镀膜产线。
教室是用集装箱改的，外墙刷成浅蓝色，窗户开得很大。
海风从窗户灌进来，带着镀膜车间淡淡的化学试剂味道。远处填海工地的打桩声已经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园里叉车穿梭的轮胎摩擦声。
朱盈盈从码头坐大巴到校区门口。背上背着书包，手里还拎着那袋木瓜。木瓜在船上放了好几天，皮已经微微发皱，但果肉还是实的。
她站在校区门口，仰头看着那块临时校牌——“黎明大学预科班”，字是用白色粉笔写在蓝色铁皮上的，被海风吹得有点模糊。
白洁从另一辆大巴上下来，手里拎着那个黑色旅行袋。
站在校区门口，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工业园的灰白色钢构厂房在日光下反着光，远处净水厂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空气里没有南锣国的槟榔味和柴油味，只有海风的咸腥和椰子树的清苦。
“白洁姐，你以前来过南岛国吗？”
“没有。第一次来。”
“感觉怎么样？”
“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海岛都是椰子树和沙滩，没想到有这么多厂房。那些钢构厂房在太阳底下反光，远远看过去像一排镜子。南锣国没有这种厂房，只有铁皮棚子。”
“你爸说你之前在曼谷念书，后来去了别的地方。怎么又回南锣国了？”
“想家了。待了一阵，发现还是得出来。南锣国的女孩子只有两条路，我不想走那两条路。听说黎明大学不收学费，就想来试试。你爸让你来的？”
“对。我爸说南锣国没有出息的，让我长到外面去。他把这句话说成了口头禅——‘盈盈，你妈在信里写了，你要长到外面去。’好像我妈的信是他的圣旨。每次他要做什么决定，就把那封信搬出来念一遍。”
“你怎么不让他也出来？”
“我说爸你怎么不自己也出来，他说他出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铁丝网是拦人的——住在里面的人出不去，住在外面的人不想进来。住了这么久，已经习惯了。”
“习惯什么？”
“习惯别人叫他陛下。他其实不喜欢那个称呼，但也不讨厌。他说陛下这两个字至少能提醒他——他不姓白，不姓刘，不姓彭，他姓朱。南锣国没有几个姓朱的人了。”
两人走进校区。迎面是一块公告栏，上面贴着预科班的课程表和宿舍分配表。
朱盈盈凑上去找自己的名字，手指顺着名单往下划，划到“朱盈盈”三个字的时候停住了。
“白洁姐，你跟我一个宿舍！你看——朱盈盈，白洁。上下铺。我上你下。”
“你睡上铺？你半夜会不会滚下来？”
“不会。我在家睡的是木凳拼的床，比上铺还窄。我爸说他小时候睡的是藤椅——不是躺着睡，是坐着睡。他逃难的时候在渔船甲板上坐了好几个晚上，后来到了南锣国，有张床就不错了。他说铁丝网里面的别墅虽然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但有床。比渔船强。”
宿舍是集装箱改的，四人间，上下铺。
墙壁上贴着一张南岛国地图，地图上标注了主岛、希望岛和东岛的位置。
朱盈盈把书包放在上铺，木瓜放在窗台上排成一排。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木瓜皮上，皱巴巴的表皮泛起一层淡金色的光。
“白洁姐，你看这个宿舍。窗户比我家的大——我爸那别墅的窗户是用塑料布封的。南锣国没有玻璃厂，玻璃全是从泰国走私进来的，贵得要死。我爸说他的王宫比贫民窟强一点，但也强不了太多。”
“强在哪？”
“贫民窟的窗户是纸糊的，他的窗户是塑料布。区别在于纸糊的破了要自己补，塑料布破了军阀会派人来换。这是他当国王唯一的福利。”
白洁把自己的旅行袋放在下铺，打开拉链，从里面拿出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最上面是一件小小的婴儿连体衣，棉布的，洗得有些发白。她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
“白洁姐，那件小衣服是谁的？你家有小孩？”
“一个朋友的孩子。走之前帮忙带过几天，不小心塞进来了。”
朱盈盈没有追问。
从上铺探下头来，手里拿着一本刚从教务处领来的预科班课程手册。
“预科班要上四门课——基础数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南岛国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的老师是南岛国教育部的，听说以前是希望岛工地上开叉车的。”
“开叉车的也能当老师？”
“能。我爸说这个国家不在乎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开叉车的能当教育部长，绑钢筋的女儿能上大学，女王退休后跟搬砖的领一样的养老金。我爸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沉默了好一阵。他说——这个叫李晨的人，把南锣国几十代人没做到的事全做到了。”
“你怎么说？”
“我说你不也是国王吗。他说我这个国王是盖章的，他是做事的。盖章的和做事的，能一样吗。他想了想又说——不对。他填海，我盖章。我们两个做的事不一样，但都在盖。他在海平面上盖，我在铁丝网里面盖。他盖的是楼，我盖的是章。”
“你爸对这个李晨评价很高。”
“他没见过李晨本人。彭姐姐告诉他，李晨是南岛国的安全顾问。他说一个安全顾问能让女王签字把特权废了，能让养老金统一标准，能让大学不收学费——这个安全顾问干的活，比他这个国王有意义。他说南锣国的国王帮军阀盖章，南岛国的安全顾问帮穷人盖章。”
白洁坐在下铺，把那件婴儿连体衣叠好放进旅行袋最底层。
窗外传来叉车倒车的提示音，滴滴滴响了好一阵。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手背上，手背上的皮肤被南锣国的太阳晒得微微发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片刻。
“你刚才说李晨。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但我爸说他是个‘神人’。他说在太平洋上填海建岛的人很多，但能让女王和搬砖工领一样养老金的人，全世界只此一个。他还说这个人的太爷爷是个大地主，后来败光了家产，银子埋在井底被挖出来了。一个败家子太爷爷的重孙子，把败掉的家产十倍百倍地赚回来了——但他不留给自己的儿子，全分给陌生人的孩子。你说他是不是傻？”
“不傻。他知道钱留给儿子只能富一代，把制度留给国家能富好几代。你爸说他太爷爷败光过家产——大概就是败过一次，才知道怎么守。”
朱盈盈从上铺跳下来，盘腿坐在白洁对面的椅子上。
“白洁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李晨知道你是白正堂的女儿，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白正堂在南锣国是个人物，在南岛国只是个学生家长。他送我来读书，跟老刘叔送刘小雨来读书，没有任何区别。你爸也没见过他，但不妨碍你爸说他是个神人。神人不用见面，你看到他做的事就够了。”
“你看这间宿舍，集装箱改的，墙是铁皮，窗户是铝合金。但在南锣国，这已经是豪宅了。我爸的别墅窗户是塑料布封的，冬天灌风，夏天进蚊子。这里的集装箱宿舍不漏风不进蚊子。你站在窗口能看到工业园的厂房，能看到椰子树上挂着的青椰子。你在铁丝网里面能看到什么？”
“能看到木瓜树探出铁丝网。”
“对。你爸说树根在里面，果子在外面。现在你出来了，你的果子要结在外面了。”
下午，预科班第一堂课——南岛国社会发展史。
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衬衫，袖口卷到手肘。
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陈玉兰”。然后转过身来，双手撑在讲台上。
“我叫陈玉兰。以前在希望岛工地上开叉车，后来去南岛国教育部当了公务员，再后来被曹部长叫来给你们上这门课。曹部长说——你开过叉车，你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从地基开始建起来的。你去给预科班的学生讲，讲得比任何一个教授都好。我说我连大学都没念过，怎么当老师。她说你开叉车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教材。”
“所以我今天不讲理论，不讲数据，就讲我自己。我是南岛国本地人。南岛国以前是个渔村，十万人口，没有工业，没有大学，没有医院。女人生孩子在草棚里生，男人出海打渔，打回来的鱼换不了几个钱。后来有个人来了——他叫李晨。他来的时候坐着一艘破渔船，码头上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他跟我说他要填海。我说你在太平洋上填海，你是不是疯了。他说我没疯，我只是想让这个岛上的人有地可种、有房可住、有学可上。”
“后来呢？”
“他先填海，填出了工业园的地基。然后建电厂，拉海底光缆，修净水厂。工业园第一批厂房交付的时候，我在工地上开叉车。我把第一台镀膜机从码头运到百合子的产线车间，开了很久的叉车，手都在抖——不是紧张，是激动。我知道这台镀膜机运进去，南岛国就能自己生产光学镜片了。以前这些东西全要从日本进口，贵得要死。现在我们自己造，成本降了不知道多少。”
朱盈盈举手。
“陈老师，你开叉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站在讲台上？”
“没有。我以为我这辈子就是开叉车的。开叉车没什么不好，但站在讲台上能看到更多人。我不是为了当老师才开叉车的，是因为开了叉车，才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建起来的。我现在讲社会发展史，不是在讲课本上的东西——我在讲我自己。工业园的每一栋厂房我都进去过，净水厂的每一根管道我都看着它们装上去，海底光缆的登陆点我去过好几次。这些不是理论，是我的经历。”
下课铃响了。
朱盈盈和白洁走出教室，站在集装箱教室外面的走廊上。
工业园的叉车还在穿梭，百合子的光学镀膜产线里传出机器运转的低频嗡鸣。
夕阳从净水厂烟囱后面沉下去，把灰白色的钢构厂房染成淡金色。
“白洁姐，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记笔记。你记了什么？”
白洁把笔记本翻开。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南岛国的时间线——填海开工、电厂投产、海底光缆贯通、工业园第一批厂房交付、养老金统一标准、大学提案通过。
每一项旁边都标注了具体的日期和责任人。
最后一行的字迹比其他行都用力，纸面被笔尖压出了凹痕——“南岛国第五十万个居民诞生，非法移民的孩子，出生即公民。”
“你记这些干什么？”
“想记住。记住这个国家是怎么建起来的。记住每一件事是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怎么做成的。你说我爸在南锣国被人叫白爷，他控制的药材通道能铺到曼谷。但他在南锣国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建过一所大学。他建的只有药材仓库和地下钱庄。仓库的墙是砖砌的，钱庄的门是铁皮的。但这里的教室是集装箱改的。”
“集装箱怎么了？”
“集装箱能拆。砖墙拆不了。能拆的东西可以重建，拆不了的东西只能等着塌。南锣国塌了很多次——彭家国塌了，信用券塌了，军阀塌了好几个。每次塌完都在原地用旧砖重新砌，砌出来跟原来一模一样。南岛国不一样——它用集装箱，用钢构，用铝合金。所有材料都能拆、能搬、能重装。这种地方不会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