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岛国，黎明公社。
北村蹲在红薯地边上，手里捏着一块土，搓碎了放在鼻子底下闻。拉赫曼跟在李晨身后走进公社大门的时候，北村正把碎土扔回地里，拍了拍手上的泥。
“北村先生，这位是拉赫曼校长。黎明大学首任校长，巴基斯坦人。在希望岛工地上数了好几天钢筋了，老刘叔说数得不错。”
“听说了。老陈昨天来公社拉红薯，说你蹲在地上数钢筋，数到腰都直不起来。老陈说这个校长能蹲得住——能蹲得住的人，一般不会差。”
拉赫曼在北村旁边的田埂上坐下来。
裤腿上还沾着工地上的水泥灰，袖口卷到手肘。
“北村先生，李晨跟我说你以前在日本搞赤军。后来跑到南岛国来种红薯。你这辈子跨度比我还大——我从贫民窟到大学校长，你从革命者到红薯种植户。”
“本质是一样的。革命不是推翻谁，是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出自己想吃的东西。我以前在日本喊口号，喊了好多年，什么也没种出来。到了南岛国以后，第一年种红薯，收了好几吨。我把红薯堆在公社食堂门口，跟社员们说——这就是革命。不是口号，是红薯。”
“能吃的革命。”
“对。能吃的革命。你搞教育也一样——不是口号，是让学生能坐在教室里。那个教室没有围墙，没有门槛，没有学费。这就是教育领域的红薯。”
李晨在旁边的条凳上坐下。
公社食堂门口那只橘猫从打饭窗口跳下来，尾巴竖得笔直，绕着拉赫曼的裤腿转了两圈，蹭了一腿水泥灰。拉赫曼伸手摸了摸猫头，猫眯起眼睛打了个哈欠。
“北村先生，李晨说你有话想跟我说。关于大学的事。”
“对。现在南岛国有不同的声音。不是反对大学，是反对大学的方式。”
“什么声音？”
“有人说你们这个大学是瞎搞。分数高的和分数低的人都能进大学读书，只是形式不一样。分数高的人是正式学生，分数低的人是旁听生。那别人还努力读书干什么？反正考多少分都能上。”
拉赫曼没有立刻回答。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片被风吹落的红薯叶子，放在手心里摊平。
“这个问题我在卡拉奇也被问过。贫民窟的孩子坐在大学教室里旁听，正式学生家长来投诉——说他们的孩子是考进来的，凭什么跟没考进来的坐同一个教室。我说教室不是你的私有财产，教室是公共资源。你的孩子考进来，说明他在考试那一刻比别人准备得更充分，不代表他比别人更有资格坐在这个教室里。”
“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没说服。他们走了，有些人再也没回来过。但留下来的学生里，有人后来成了医生、工程师、教师。他们毕业的时候给我写信，说大学那几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专业课，是怎么跟不同出身的人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互相尊重。这才是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知识灌进脑子里，是让人学会跟不同的人共存。”
北村把搪瓷缸放在田埂上。
“你说的这个我懂。但南岛国现在的情况跟卡拉奇不一样。卡拉奇的反对声音来自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占了位置，不想让别人坐。南岛国的反对声音来自普通人——他们刚刚从底层爬起来，好不容易看到一点上升的希望，怕这个希望又被别人分走了。”
“他们具体怎么说？”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孩子努力读书考高分，就是为了进好大学。现在你告诉我不考也能进，那我孩子不是白努力了？”
“不白努力。考高分的孩子是正式学生，有导师一对一辅导，有奖学金，有实验室优先使用权。旁听生没有这些——他们只能坐在教室里听课，能学到多少全靠自己。这两条路不一样，但都能通到毕业考试。考得过就拿文凭，考不过就拿不到。标准不在入口，在出口。”
北村沉默了一会儿。红薯地里有只田鼠从土里钻出来，探头探脑地看了看，又缩回去了。
“北村先生，我刚才说那些反对声音来自普通人——你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有。他们的担忧是真实的。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刚刚看到希望的人。这些人最怕的不是自己得不到，是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又被别人分走了。这种恐惧不丢人，是人性。”
“那你怎么回应？”
“我不回应。我等。”
“等什么？”
“等他们看到结果。黎明公社刚搞工分制度改革的时候，也有人反对。说以前大家拿一样多，现在有人多拿有人少拿，不公平。我没有反驳，只是把制度推下去，等结果。一年以后，公社的产能提高了不少，离开的人不到百分之几。那些留下来的人现在工分比以前多，自由度比以前大，也没人再提回到平均主义了。所以大学的事我也不着急回应——等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那天，让他们自己看。那个在工地上开压路机的吴阿四，如果能通过旁听拿到大学文凭，那些反对的人会闭嘴。不是被我驳倒的，是被事实说服的。”
“李晨，你怎么看？你听到那些反对声音了吗？”
“听到了。我这段时间在补一部老电视剧，讲朱元璋的。”
“朱元璋？明朝那个？”
“对。朱元璋打下天下以后，十年不开科举。很多人不理解，说你不开科举怎么选拔人才？他说我打下天下靠的是淮西兄弟和红巾军旧部，这些人都没读过什么书。如果我马上开科举，考上来的全是江南士族子弟——那些人在元朝就有钱有书读，旧秩序刚打破，新秩序还没站稳，你开科举就是给他们复辟的机会。那些底层出身的人，跟着打天下的老兵，他们的孩子还在地里刨食，连私塾都上不起。他要暂停十年，等这些底层人的孩子有机会读书、有机会成长。十年以后再开科举，考上来的人才是真正能代表这个新朝代的人。”
“他等了十年吗？”
“等了。十年以后第一次会试，录取的进士里有一半是寒门出身。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老兄弟，他们的孩子终于有机会跟江南士族的孩子坐在同一个考场里。以前他们连考场门都摸不到——不是因为笨，是因为家里请不起先生、买不起书。朱元璋用十年时间填了这个差距，这才是最大的公平。不是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叫公平，是那些起跑线后面的人也能跑到起跑线前面才叫公平，这需要时间。”
“所以你现在做的事，跟朱元璋是一样的。不开科举是等底层成长，你建黎明大学也是等底层成长——只不过你不是等十年，你是让那些等不了十年的人先进来旁听。正式学生是跑在前面的，旁听生是跑在后面的。大学把门打开，让跑在后面的人也能进场。跑得快的先到终点，跑得慢的慢慢追。只要不放弃，都能跑完。这就是你说的——不是入口定输赢，是出口见真章。”
“北村先生，你刚才说等他们看到结果。我觉得你说得对。但我们不能光等——光等是不作为。我们得一边等一边把门开大。黎明大学的门开得够大，那些现在反对的人，将来他们的孩子也许就是第一批旁听生。他们的孩子进了大学，他们就不反对了。不是因为我们说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坐在了教室里。”
拉赫曼把手里的红薯叶子放在地上。那只橘猫凑过来嗅了嗅，发现不是吃的，又缩回去了。
“我在卡拉奇的时候，有个父亲来学校门口堵我。他说你们社区旁听计划让贫民窟的孩子进教室，我儿子考试进来的，凭什么跟贫民窟的孩子坐一起。我没有跟他吵，只是请他进教室坐了一节课。那节课上他看到一个贫民窟来的女孩坐在最后一排，腿上放着一个破书包，手里攥着一支只剩半截的铅笔。她写字很慢，但每一笔都很用力。下课后那个父亲跟我说——我不反对了。不是因为你说服了我，是因为我看到了那个女孩手里的铅笔。”
“你问他什么？”
“我问他你儿子用什么铅笔，他说他用自动铅笔。我说你儿子的自动铅笔能换那女孩好几盒铅笔，但那女孩用半截铅笔写的字比你儿子用自动铅笔写的字更有劲。这就是差距——不是钱的差距，是劲的差距。”
北村站起来，走到红薯地边上，弯腰拔了一根红薯藤。藤上挂着几个还没长成的小红薯，皮是嫩红色的，沾着湿泥。
“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让我想起我刚到南岛国的时候。那时候南岛国什么都没有，李晨跟我说要填海，要建工业园，要拉海底光缆。我说你这些东西需要人，南岛国现在只有十万人口。他说没关系，有人就有财——你把路修好了，人自己会来。现在南岛国快五十万人口了，工业园第四批厂房在排队，黎明大学明年开学。你说的那个朱元璋十年不开科举，其实跟你太爷爷说的‘有人就有财’是同一套逻辑——你先把路修好，先把门打开，先把底层托起来。托起来以后，人自己会往前走。”
“对。朱元璋等的十年，是在修路——修寒门子弟从田间地头到科举考场的路。我们建大学，也是在修路——修那些考不上高分的人从工地、渔村、贫民窟到教室的路。路修好了，走不走是他们的事。但你不能因为有人不走，就把路拆了。”
拉赫曼从田埂上站起来，看着公社食堂门口那棵椰子树。
椰子树上挂着几个青椰子，被海风吹得轻轻晃。
“北村先生，李晨。今天跟你们谈完，我心里踏实了。来南岛国之前，我最担心的不是经费不够、师资不够、生源不够——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能不能顶住反对声音。很多改革不是死在设计上，是死在设计者坚持不下去。反对声音一上来，就退回去了。但我刚才听到你们说——不回应，等结果。认可这个国家的欢迎留下，不认可的也不挽留。大学也是如此。”
“心里那块石头落地了？”
“落地了。我在卡拉奇顶了二十多年反对声音，顶得很累。到了南岛国，终于不用一个人顶了。”
“你不是一个人。你蹲在工地上数钢筋的时候，老刘叔在旁边帮你数。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后面站着老陈、老孟、吴阿四。你被反对声音围攻的时候，北村先生和李晨站在你旁边。不是站在你前面替你挡，是站在你旁边帮你撑。”
北村把搪瓷缸端起来，发现水已经凉了。走进食堂重新倒了热水，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小袋红薯干。
“校长，这袋红薯干你带着。公社自己晒的，比三叔公的少晒半个太阳，但嚼劲还行。你回到工地上的时候分给老刘叔他们吃。告诉他们，黎明公社支持黎明大学。不是嘴上支持，是红薯干支持。”
拉赫曼接过红薯干，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了嚼。
“有嚼劲。比卡拉奇的馕硬，但比钢筋软。”
“红薯干本来就是介于馕和钢筋之间的东西。太软了没嚼劲，太硬了咬不动。正好卡在中间——就像你搞的教育公平，不是让所有人都考一百分，是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坐在教室里。坐在教室里本身就是嚼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