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さんは三井物産？”（田中先生是三井物产的？）少佐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看他，目光里有酒意，也有好奇。
“はい。上海支店です。”（是，上海支店。）
“上海ですか。私は横须贺から来ました。”（上海啊。我是从横须贺来的。）少佐又喝了一口酒，把酒杯在桌上转了转，“上海の冬は横须贺より寒いですね。”（上海的冬天比横须贺冷啊。）
“そうですね。でも、上海の雪はきれいです。”（是啊。不过上海的雪很美。）陈默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落在了车窗外面。雪还在下，铁路两边的田野已经彻底变成了白色，电线杆上积着厚厚的雪，像一根根裹了棉花的长棍。远处的村庄在风雪里若隐若现，屋顶上的烟囱冒着白烟，烟被风吹散了，和天上的云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云。
两个人又聊了几句。聊上海的物价，聊东京的樱花，聊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少佐喝得高兴了，又给陈默倒了一杯，陈默喝了，又给对方回倒了一杯。酒过三巡，少佐的脸更红了，话也多了起来，开始抱怨军需供应不足、清酒越来越难买。陈默听着，偶尔点头，偶尔附和一句，不冷场也不过热。恰到好处地扮演着一个在异乡漂泊的、偶尔需要找人喝一杯的普通商人。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站台上的灯很暗，在风雪里一明一灭的，像一只快要熄灭的眼睛。陈默透过车窗往外看，没有看到山本的身影。也许他已经下了车，也许他还在后面的车厢里查证，也许他已经从别的车厢上了站台，从另一个方向包围过来了。但陈默不再去想这些了——不是因为他想不出答案，是因为想也没有用。
他把杯里最后一口酒喝完，站起来，朝对面已经半醉的少佐微微鞠了一躬。“失礼します。そろそろ席に戻ります。”（失陪了。该回我的座位了。）少佐摆了摆手，嘴里含混地说了一句“また饮もう”（改天再喝），然后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陈默穿过车厢连接处，走回自己的座位。
他的座位空着，没有被人动过。那本报纸还塞在网兜里，茶杯还在窗台上，一切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他坐下去，把报纸从网兜里抽出来，翻到原来那一页，重新摊在膝盖上。窗外的小站已经过去了，火车重新驶入风雪弥漫的原野。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很有节奏地响着，哐当，哐当，哐当，像心脏在跳，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不会停。
............
南京站比上海北站冷清得多。月台上的雪没有人扫，踩上去没过了脚踝，陈默的皮鞋在雪地里留下两行深浅不一的脚印，像某种只有雪才能读懂的密码。他随着人流往出口走，大衣领子竖着，围巾遮住了半张脸。在下车前五分钟，他已经把胡子撕掉了，金丝眼镜换成了普通的黑框，西装外面套上了那件从空间里取出的灰色厚大衣。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他又变回了陈汉生——那个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跑生意的南洋商人。
出口处有两个日本兵在查证件。陈默把假良民证递过去，其中一个士兵翻了翻，还给他的时候多看了一眼他的手——右手还是戴着皮手套。在火车上和那个日本海军少佐喝酒的时候，他全程用的左手端杯，右手一直放在桌面以下。没有人注意到那只手从来没有动过。
“走吧。”日本兵用生硬的中文说了一句，目光已经移到了下一个人身上。
陈默走出车站，冷风灌进领口，他缩了一下脖子。南京的冬天比上海更冷，风从长江那边刮过来，裹着水汽，钻骨头。他在站前广场上站了一会儿，点了一支烟，借着打火机的火苗扫了一眼四周。广场上稀稀拉拉走着几个人，大部分是军人，小部分是扛着行李的平民。没有尾巴。至少没有他能看到的尾巴。
约定的接应地点在夫子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从火车站坐黄包车过去大约二十分钟。陈默没有直接去，先在中华门附近绕了两圈，确认没有人跟踪之后，才拐进了那条窄巷子。旅馆的门面很小，夹在一家当铺和一家杂货店之间，招牌上写着“平安旅社”四个字，漆皮剥落了大半，第二个字只剩半边。他在门口停了一下，推门进去。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灰棉袄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补袜子，头都没抬。
“住店？”
“找人。周先生订的房。”
老头的针顿了一下，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二楼，左手第三间。”
陈默上了楼，敲了那扇门，三短两长，间隔两秒。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把他拽了进去。
屋里两个人。一个是他认识的——老钱，方脸，浓眉，上次在西餐馆接头的那个。另一个他不认识，二十七八岁，瘦高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脸很白，白得不像是经常晒太阳的人。
“东西呢？”老钱开门见山。
陈默从空间里取出那三枚胶卷，递过去。老钱接过胶卷，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好，塞进了棉袄内侧的口袋里。那个瘦高个站在一旁，目光一直在陈默身上扫来扫去，像在打量一件刚从博物馆里借出来的展品，好奇但不失分寸。
“这位是小张，南京这边的交通员。”老钱介绍了一句，没有说全名。在这个行当里，全名是最不值钱也最值钱的东西——平时不值钱，关键时刻值一条命。
小张朝他点了点头，陈默也点了点头。
老钱给陈默倒了一杯热水，递过来。“路上顺利吗？”
“山本在车上。”陈默把水杯捧在手心里，没有喝，“他带人在车上查了一路。我换了装，混过去了。”
老钱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他在紧张时候的小动作，陈默在上次接头时就注意到了。“山本不是应该在查陈公博吗？怎么跑到火车上去了？”
“可能收到什么消息了。”陈默把水杯放下，“有人在盯着我。”
老钱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知道有些问题问了也没有答案，有些答案听到了反而更麻烦。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两口，烟雾在两个人之间慢慢散开，像一层薄纱，把彼此的表情都遮得模糊了一些。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有孩子的笑声远远传来，大概是有人在夫子庙前的广场上放鞭炮。小年过了，除夕近了，年味一天比一天浓。但在这间屋子里，没有人脸上有要过年的表情。
老钱把烟抽到一半，掐灭了。他抬起头，看着陈默，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犹豫，又像是在酝酿。陈默认得这种表情。每次有人要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时，脸上就会出现这种表情。老吴当年说“你不能再回上海了”的时候，就是这副表情。
“鹤向你问好。”老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