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办公室的窗台上积了薄薄一层灰,十一月的北京冷得干脆,汉东也入了初冬。
祁同伟把那份学籍核查的初步方案摊在桌上,旁边搁着一杯早就凉透的茶。
他靠在椅背里,手里转着那支用了七八年的旧钢笔,笔帽上的漆磨掉了一圈。
窗外的老法桐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几根细枝孤零零地挑着,风吹过去,什么也挂不住。
钟诚走了一个礼拜。
省纪委那边没再递函,林城那边也没再有人来“调研”。
老贺昨天汇报说,市局那段暂停的取证手续已经全部恢复,档案室也重新开了门。
老邱把封存的复印件又清点了一遍,一份不少。
省教育厅的方致远打了两个电话来,问跨系统核查的事什么时候能坐下来谈,语气比上次主动了不少。
祁同伟在电话里跟他说,不急,先把方案做细,过了年再上会。
那天晚上他去了高育良家。
晚饭后吴慧芬端了一碟切好的橙子进书房,又退了出去,随手把门带上。
高育良坐在藤椅上,手里攥着一支没点的烟,看了他一会儿,开口第一句是:“钟诚回北京之后,给谁打过电话没有?”
“他爸。”
祁同伟说,“回去当天就打了。之后,钟家那边再没有过动静。省纪委内部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张明远书记上周在纪委常委会上提了一嘴,说最近有些同志在开展监督工作时边界意识有所松懈,要大家引以为戒。他没有点名,但谁都听得出来。”
高育良把那支没点的烟搁回烟盒里,靠回椅背,两手交叉搁在腹部,目光平静地落在书架上。
“钟正国这个人,我见过两次。一次在ZY党校,一次在北京开会。他做事向来有分寸,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家事和公事搅在一起。这次钟诚栽了,他认了。认了,就说明他暂时不会动。但以后呢?”
“以后的事,我盯着。”
祁同伟说。
高育良没再问。
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闭上眼揉了一下眉心,声音低了几分。
“你那个学籍核查的方案,报上去之前先给我看一遍。不要急。不要让人觉得你是在借这件事继续跟谁过不去。名头要立住,落脚点要正。是给全省教育系统补短板,不是搞运动。”
“我知道。”
祁同伟说。
那天从高育良家出来,他把车开得很慢。
夜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冷得人脸发紧。
他没有回省政府家属院,而是拐去了省厅。
晚上九点多的省厅大楼,除了指挥中心和值班室,其余楼层基本都暗着。
他拿钥匙开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没开顶灯,只拧开台灯。
光柱落在桌面上,照着那份方案的第一页——“关于开展全省跨年代学籍档案核查暨历史冒名顶替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草案)”。
他拿起钢笔,在起草人那一栏停了一下,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写完这三个字,他靠在椅背上,把方案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方案不长,统共三页。但他知道,这三页纸一旦上了省政府联席会议的桌面,就意味着另一场仗要开始了。
公安、教育、人社、档案,四条线要同时动。
十三个市局的治安、刑侦、法制部门都要抽调专人对接。
各市的教育局要重新打开那些落满灰尘的档案柜,把九十年代以来所有涉及学籍、招录、分配的原始底册都翻出来。
有的档案已经发霉,有的经办人已经过世,有的名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铅笔印。
但只要有线索,就要一条一条往下追。
祁同伟把方案合上,在扉页的空白处写了几个字:不设时限,不清零不收兵。
他把这份方案锁进抽屉,拧灭台灯,拉开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很静,只有应急灯亮着,把他的影子拖得又长又薄。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办公室那扇黑着的门。
他忽然想起奶奶日记里那个被虫蛀掉的名字。
那个名字可能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但那些和他一样被偷走人生的人,还有机会。
下楼的时候,他拨了个电话,给方致远。
“方厅长,方案我改完了。下周一送到你办公室。你安排个时间,咱们先把框架碰一遍。不用大张旗鼓,就你和我,再带一两个具体经办的同志。”
电话那头方致远应得很快:“好,祁省长,我来安排。”
祁同伟挂了电话,走出省厅大门,站在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冬夜的冷空气。
省厅大院里空荡荡的,只有门口那盏路灯把光铺在地面上,白亮亮的一圈。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没有星星,云层压得很低,但风里有一种干净的味道,像是要下雪了。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插进口袋里,朝停车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