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总督安德拉德从里约热内卢发来的电报比平时早了四天。
每个季度的例行报告本该在本周周末才到，但这份文件被标为“急件”，由经过马德拉中转的快速邮轮带来，比正常邮政快了两倍。
电报的内容涉及南里奥格兰德省与乌拉圭交界地带的新定居点。
卡洛斯把电报摊在枢密院会议桌上。帕拉尼奥斯、平托、阿布雷乌和费雷拉都在场，还有刚从克拉科夫轮值归来两天的佩纳。
他是作为移民事务副司长第一次列席枢密院例会，面前放着一份准备好的移民分布图。
图上的巴西部分被红点标出了十二个新垦区，其中四个集中在最南端。
“安德拉德的报告说，进入乌拉圭边境地带的移民从今年年初开始增加，到八月底已经达到约四千人。
其中大多数是从圣保罗和巴拉那旧垦区分流出来的第二代葡语移民。
他们是在巴西土生土长的年轻家庭。”
平托先开口，语气平稳，但眉心微微皱着，“这些人在旧垦区没有分到地，或者分到了但产量上不去，就沿着里奥格兰德的铁路线往南走。
安德拉德认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最迟到1909年，南里奥格兰德省靠近乌拉圭的边境线内将形成几个万人的定居点。”
“土地呢？”费雷拉问，“这些地是谁的？”
“一部分是省政府的公地，一部分是三个本地牧场主低价卖出的。
牧场主卖地是因为牛价从1905年起一直低迷，而乌拉圭和阿根廷的牛肉出口竞争越来越激烈。
他们宁可把靠近边境的贫瘠草场卖掉，也不愿继续投钱维护栅栏和饮水槽。”
“这是自然流动，还是有人在引导？”卡洛斯看向佩纳。
佩纳站起来。
他比几个月前在移民会议上时更瘦了一些，大约是在东欧跑动的时间太长。
他指着地图南端的几个红点。“陛下，皇家移民局在圣保罗和库里蒂巴设有两个分流中心。
今年年初，分流中心接到过一批南里奥格兰德省地方代表递交的请愿，要求把一部分自愿南下的移民家庭集中登记，以便分配省公地。
移民局没有拒绝，但只做了登记，没有提供额外补贴。
严格说，我们没有推动，但也没有阻止。”
“这就是推动。”帕拉尼奥斯说，“佩纳先生，你记不记得请愿的人是谁？”
“请愿书上有十四个名字，领头的是一位叫热罗尼莫的牧场主。
他在南里奥格兰德省议会里有两届资历，家族在靠近圣安娜-杜利夫拉门图的地方有一大片草场。
他主张引入定居者开垦边境荒地，发展玉米和小麦，减少对乌拉圭牛肉的依赖。省议会里支持他的人不少，因为南里奥格兰德的牛价已经连续三年下跌，地方财政也受拖累。
他们认为种粮食比养牛更能带来稳定的税收。”
费雷拉抬了抬眉毛。“热罗尼莫？这人我听说过。
他哥哥是里约热内卢一家出口商行的合伙人，做皮革和咸牛肉生意。
他们家族在边境两侧都有亲戚。”
阿布雷乌放下手中的钢笔。“如果定居点靠近乌拉圭边境，蒙得维的亚会怎么想？
我们和乌拉圭的关系这几年虽然平稳，但边境地区的每一次人口变化都会被他们的民族主义者拿来做文章。
乌拉圭议会里的布兰科党人对巴西本来就有戒心。
如果我们的定居点出现在圣安娜-杜利夫拉门图对岸，他们可能会说这是葡萄牙在准备同化乌拉圭北部。”
卡洛斯没有立即发表意见。
他转而问平托：“安德拉德在报告里说没说乌拉圭方面的反应？”
“说了。”
平托翻到电报第三页，“乌拉圭内政部长今年八月在一次地方巡视时提到，乌方注意到巴西南部边境省份出现了新的居民点。
他没有用‘威胁’这个词，但说了一句——‘乌拉圭需要关注边境地区的人口平衡’。
安德拉德让巴西外交部驻蒙得维的亚代表私下问了乌拉圭总统府的意思。
对方说，乌拉圭不反对邻国开垦边境荒地，但希望葡萄牙方面遵守边境条约，定居点的建筑不得越界，军队不得进入边境线三公里以内的新垦区。”
“这个要求不过分。”
卡洛斯说，“我们本来就不想越界。
越界占领乌拉圭的一小块地，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需要的是边境线内的人口密度。
你让安德拉德转告蒙得维的亚，葡萄牙所有的定居点都将严格限制在边境线以内，不修军事工事，不驻军。
移民只种地，不放牧越界。
另外，如果乌拉圭方面愿意，可以派地方官员过来参观。
看看玉米地和风车磨坊，总比看报纸上的谣传好。”
“陛下，蒙得维的亚的人未必会来。
他们更愿意在远处观察。”阿布雷乌说。
“不来看也没关系。
我们做给他们看的东西，他们不来也能通过边境的货物流动感受到。
定居点会需要犁、铁钉、水车、种子和药品。
这些东西有很大一部分会从乌拉圭的边贸商人那里买。
我们的定居者拿现金买他们的货，他们慢慢就会习惯。
等乌拉圭北部的商人和农民发现我们的定居点给他们带来了生意，布兰科党那些民族主义口号就会变得很尴尬。”
费雷拉笑了一声。“用边境贸易来化解政治疑虑。
这套逻辑和我们在西婆罗洲干的一样。只不过那里是金矿和橡胶，这里是玉米和小麦。”
“贸易确实有效。”
卡洛斯说，“但边境贸易改变不了政治格局。
乌拉圭始终夹在巴西和阿根廷之间。
它北边是我们的巴西，西边和南边是阿根廷。
这个地理宿命决定了他们永远要在两个大国之间找平衡。
我们只需要让乌拉圭人觉得，靠近我们比靠近阿根廷更舒服。
少一点债务，多一点生意，边界多一分稳定。这就够了。”
帕拉尼奥斯开口了。
“陛下，我建议让巴西副总督欧里科·德·阿泽维多直接去一趟蒙得维的亚，以参加乌拉圭独立纪念活动为名，和乌拉圭政府谈一谈边境事务。
阿泽维多和乌拉圭科罗拉多党的一些人私交不错，他去比安德拉德去更软性。佩纳的移民局则派一个工作组到南里奥格兰德，把新定居点的登记和地权手续理清楚，不要出现土地纠纷。
费雷拉那边需要为南里奥格兰德省拨款多少？”
费雷拉已经拿起了笔。“如果只是在已有移民局预算内做内部调剂，明年大概需要多列二十万米尔雷斯，折合约四万四千英镑。
用于四个新定居点的基础水利和道路测绘。
不需要一次到位，分两期。”
“只给钱还不够。”
卡洛斯看着佩纳，“把你从东欧带回来的人派一部分到南里奥格兰德去。
那些第二代葡语移民虽然出生在巴西，但很多人的父母还不会说葡语。
到了南边，地方官员办个手续要跑上百里，翻译和登记跟不上，定居点就乱了。
移民局以前只管上船，现在要管落地。
落地之后十年，还要管他们有没有地契和种苗。
你把这句话带回移民局。”
佩纳站直了，回了一句：“明白。
巴西副总督去蒙得维的亚之前，我先给他准备一份边境定居点的概况手册。
不用他翻电报，他能在船上读完。”
卡洛斯点了一下头，然后转向平托。“给安德拉德发电报。
三件事。
第一，同意移民局的登记工作继续，不提供额外补贴，但要加强地籍管理。
第二，定居点不驻军。
第三，在圣安娜-杜利夫拉门图开一个邮政分局，设一名葡语和西班牙语双语的邮务官。
邮路一开，边境两侧的信息流通就会比现在快得多。
让乌拉圭人也知道我们的定居者不是来抢土地的，是来种地、寄信、过日子的人。”
“邮务官人选呢？”平托问。
“让巴西地方邮政总监提名。
四十岁以上，在边境省份干过十年以上。不要年轻人。
这位置要的是稳，不是快。”
会议结束时，佩纳把地图收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对卡洛斯说：“陛下，我在克拉科夫的时候，听一个从乌拉圭回来的波兰神父说了一句话。
他说乌拉圭北部的土地比巴西那边更平，但人更少。
如果葡萄牙的定居点越做越好，早晚会有巴西的定居者想跨过边境去租乌拉圭人的地。
到那时，边境线两边的土地价格会一起涨。
乌拉圭的地主们不会拒绝把地租给会种地的巴西人。
到那时，边境线对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一条线，而是一张慢慢合到一起的网。”
卡洛斯看着这个年轻人，没有评价这句话。
佩纳在克拉科夫和华沙混了几年，从东欧带回来的不只是移民经验，还有一种在边境民族混杂地区生活的敏锐。
这种敏锐在里斯本的办公室里是学不到的。
“佩纳，你的地图画得不错。”
卡洛斯说，“但地图上国界线总是很清楚。
现实里，那些线是划在土里的。
只要有人翻过它去种地，去寄信，去做买卖，线就会越来越淡。
我们不需要把线抹掉。我们需要的是，让线两边的人都过得好。
这样不管将来谁划线，他们都会先想到我们。”
佩纳把地图夹在腋下，跟在平托身后走出了会议室。
外面的天已经暗了。
枢密院的走廊上亮起了灯，几份当天要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通讯员手里，几份才到的又被拆开。
南里奥格兰德省边境的事，从地图上的几个红点开始，传到里斯本，再回到巴西，最后变成一封安德拉德在里约热内卢读到后低声说一句“知道了”的电报。
帝国的南方边界正在缓慢地变稠。
它不会被报纸头版大肆渲染，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它会像那些玉米地的根一样，一寸一寸地扎进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