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雁把姜桂兰那张提货联洗成了四个尺寸。
最大的一张贴在墙上，六码被放大到几乎有手指长。旁边是供销社旧木箱侧面的照片，灰漆裂缝里只能露出几笔蓝铅笔，完整号码仍看不见。
小伍蹲在桌边看了半天。
“像。”
孟庆和说：“哪里像？”
“都是六个。”
“你出去。”
“那还都有数字呢。”
梁秋雁没理他们。她真正比较的不是数字内容，而是写法：六码前都留着很窄的一段空位，第一位和第二位挨得近，后三位稍微拉开，像写号的人心里本来就把它分成两组。
周野问：“铁路这么写吗？”
“去问。”
北货场现在归货运站管。值班员听他们拿着一张七八年前的提货联研究号码，先说看不出，后来叫来一个做票据做了二十多年的老会计。
老会计只看了一眼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号。”
“为什么？”
“铁路票号印上去，运单号也有栏。你这个写在备注边上，是人自己加的。”
孟庆和问：“会不会是货场内部编号？”
“也可能。但不是这张票自己生成的号。”
六码从“可能是运输编号”里被剥了出来。
它更像跟着货走。
周野又问姜有才提货联上的收货单位。那个只剩一个“辽”字开头的蓝章太淡，肉眼认不清。老会计拿放大镜看了很久，说第二个字不像单位名，倒可能是当年一个临时库点的章。
“北货场以前有代管仓，什么单位货都放。章不全，别猜。”
孟庆和点头。
这一天最有用的话，反而是“别猜”。
他们没从铁路档案里找到那个六码，却找到了八一年北货场改造前的仓位草图。最北边老仓一共三间，赵国顺说的“最北头老仓边”有了具体位置。
靠围墙，背后是排水沟，卡车能从侧门直接进去，不必经过正装卸棚。
齐海东看完就说：“适合躲票。”
“什么叫躲票？”
“不是一定违法。就是有些货不想在大场里卸，侧门进，仓边换车，省得人都看见。”
八一年那次孙父受伤，很可能就在这里。
晚上，小伍又去了孙家。
这一次孙父愿意见他。
老人腰伤以后走路一直有点歪，坐久了要扶桌子起来。他先问小伍是不是公安，小伍说不是；又问是不是文物局，小伍也说不是。
“那你们查这些干啥？”
小伍想了想，没再拿“旧木器账”糊弄。
“我们在山里碰见一些东西。后来发现十年前就有人从山里收东西往外送。我们想知道他们送去哪儿。”
孙父抬眼看他。
“盗墓？”
“有盗的，也有不是盗的。”
“你们呢？”
小伍沉默了一下：“现在尽量不拿。”
这句话不漂亮，却比编出来的身份有用。
孙父让儿子把门关上。
八一年冬天那次，他确实不是正常上班。姜有才晚上来找，说有一批货从东房过来，临时借他搭手，干两个钟头给五块钱。
那时候五块钱不算小数。
他去了。
北仓边停着一辆卡车，还有一辆外地牌照的小车。货总共七只木箱，不是六只。几个人先对纸，再对箱侧号码。姜有才不负责做主，只负责让人搬。
“谁做主？”
“戴眼镜那个。”
“叫什么？”
“不知道。别人叫他先生。”
“哪儿口音？”
“普通话，听不准。”
孙父那晚受伤，是因为其中一只箱子开了。
不是故意开的。
箱板受潮，搬的时候底条裂了，一块包着麻布的石头从里面滑出来。旁边还有几卷纸、一只用布裹着的金属东西。有人马上让他们别碰。
“石头什么样？”
“黑灰的，一边平，像砸坏的碑。”
孟庆和没在，梁秋雁也没在，小伍没有替他们问“有没有印”“是不是山里印”。
他只问：“然后呢？”
“他们重新装。那块石头太沉，箱子垫起来的时候木楔崩了，我往后躲，踩进沟边，腰就摔了。”
手背的伤，是被箱角刮的。
没有杀人机关。
没有突然活过来的尸体。
只是晚上、泥地、重箱和一群不愿让东西见光的人。
可孙父接下来一句，让小伍后背还是起了一层凉。
“箱子裂开的时候，有个人说了一句，‘这一号怎么还在国内’。”
“国内？”
“我记得是这么说。”
“谁说的？”
“矮胖那个。”
小伍问：“他原来以为在哪儿？”
老人摇头。
“当时戴眼镜的骂他，让他闭嘴。”
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在照相馆重新碰头。
孟庆和先把“这一号怎么还在国内”写在纸上，又在外面画了一个框。
“口述，八一年，时隔六年，原句可能有偏差。”
小伍翻白眼：“我就知道你得套个框。”
“必须套。”
但这句话仍然改变了调查方向。
如果孙父没记错，至少有人以为某一个六码对应的东西早就离开了国内。
周野问梁秋雁：“姜有才那张提货联，能不能看出是哪一年？”
“正面日期八三。”
“他死那年？”
“对。”
“那不是八一那批。”
同一套六码至少在不同年份继续使用。
梁秋雁把几张照片重新排开。她忽然发现提货联背面靠折痕处有一块很淡的方框，之前以为是另一张纸压出来的油墨。
放大以后，框里不是中文。
是几个模糊的日文字形。
没人敢直接认。
孟庆和看了半天，只能确定纸不是日本时期的纸，印痕更像从夹在一起的旧标签上蹭过来。
“得找原盒。”
他们又去了一趟姜桂兰家。
饼干盒里的纸重新一张张摊开。最后在旧手表下面，找到一小片几乎粘在铁皮上的黄纸。
梁秋雁没有硬揭。
她用侧光看。
黄纸上残留着半个红色方章和一行铅笔字，其中能认出的只有两个汉字：
“奉天”。
梁秋雁把黄纸连同饼干盒一起拍了原位照，又拿透明尺贴在旁边补拍尺寸。姜桂兰问那两个字值不值钱，她摇头，说现在只是旧纸。小伍难得没有顺嘴讲故事，只问能不能暂借一晚。姜桂兰不肯，最后他们就在她家厨房里把能拍的角度全拍完，连手表背盖、纸片折痕和盒底锈迹都记下。
回去以后，孟庆和特意翻了旧地图和几本地方沿革资料，确认“奉天”在不同时期所指范围和行政名称都变过，单凭两个字不能锁定年代，更不能证明货一定去过日本。他在纸上写下三行：旧标签、六码、国内。三行之间一条线也没连。
“今晚不连？”小伍问。
“等证据自己连。”
小伍第一反应仍是沈阳。
孟庆和却盯着那两个字，没有马上接。
“先别当现在地名看。”
纸很旧。
旧得可能比姜有才、东平码，甚至北货场那批账都早。
周野忽然明白孙父那句“怎么还在国内”为什么让人不舒服。
他们追的这一批货，或许并不是七十年代才开始流动。
东平码只是后来的一站。
更早以前，它们已经走过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