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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

王家的佣人张阿姨像往常一样,用钥匙打开了别墅的大门。

她在王家干了快三年,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到岗,先打扫客厅,再准备早餐。

今天她进门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客厅的灯还亮着,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沙发上扔着王德发的外套,但人不在。

她换了拖鞋往楼上走,心想可能是昨晚睡得晚,还没起床。

走到二楼楼梯口的时候,她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分辨不出是在哭还是在笑,调子忽高忽低,像是一只受了伤的猫蹲在角落里嚎叫。

主卧的门虚掩着,留着一道大约两指宽的缝隙。

张阿姨伸手把门推开,然后她就看到了让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画面。

方燕披头散发地站在床垫上,两只脚踩在弹簧床垫上不停地跳着。

她的头发散得像一团乱麻,脸上的妆花了糊成一团,嘴角挂着一条亮晶晶的口水印子。

她一边跳一边拍着手,嘴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那笑声很尖锐,听得人汗毛倒竖,像是有人用指甲在玻璃上来回刮擦。

然后她突然又哭了,眼泪把糊在脸上的睫毛膏冲出了两道黑印子。

她蹲下去抱着自己的肩膀,缩成一团,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同一句话。

“判官来了...判官来收我们了...”

王德发跪在床边的地板上,上半身趴在床沿上,脸埋在被子里。

他的身体在不停地发抖,嘴里也在念着什么,声音比方燕的更低,像是在念经又像是在忏悔。

他念着念着突然猛地抬起头来,直挺挺地往后倒下去,后脑勺磕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然后他的手脚开始抽搐,嘴里翻来覆去只有那几个字。

“判官,判官,判官。”

他的眼神涣散,瞳孔没有焦距,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水晶吊灯,灯光的碎影在他浑浊的眼球里晃来晃去。

张阿姨吓得连退了好几步,后背撞在走廊的墙壁上。

她用手捂住嘴,指关节抵着牙齿,心脏在胸腔里怦怦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她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里的汗,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按了好几次才按对了报警电话。

北市的警察来得很快,不到十五分钟,两辆警车就停在了别墅门口。

四个穿制服的警察推门进来,还有一个便衣走在最前面。

他叫陈刚,是北市分局刑侦支队的副队长,四十来岁,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的。

他走进主卧看到那两个疯疯癫癫的人时,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

他干刑侦干了十几年,什么样的现场都见过,但这个案子,他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有了预判。

急救中心的人也来了,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抬着担架上了二楼。

医生掰开王德发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又检查了方燕的瞳孔反应,然后站起身朝陈刚摇了摇头。

“身体体征正常,没有外伤,没有中毒迹象。但精神完全失常了,没有自主意识。嘴里一直念叨同一个词,你们也听到了。”

陈刚问了一句:“什么词?”

医生摘下听诊器,把它卷起来放进医药箱里。

“判官。两个人都在念叨判官。”

陈刚把手插在口袋里,往墙上靠了靠。

他看了看床上还在蹦跳的方燕,又看了看瘫在地上的王德发,然后吐出一口气。

他什么也没说,但那口呼出来的气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尽了。

这种案子不需要查了。

方圆二十米之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封存取证,但拿回去的东西化验一百遍也验不出任何线索。

不会有指纹,不会有dNA,不会有任何可以追踪的物理痕迹。

监控录像里不会有第二个人的身影,门锁上不会有任何撬动的痕迹。

所有看得见的证据都会告诉你一个完美的犯罪现场,完美到凶手仿佛从未存在过。

因为凶手是判官。

北市的警察都知道判官。

上京的案子,海城的案子,洛圣都的案子,他们每一桩都在内部简报里读过。

每一次读到的时候都觉得像是在看某种都市传说,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现在判官来北市了,而他们和所有地方的同行一样,除了走完流程之外别无他法。

陈刚让人把别墅封锁起来,拍了现场照片,做了笔录,然后把所有材料打包装进了一个档案袋里。

他在档案袋的封面上写了几个字,字迹不算工整,但很清楚——“移交上京专案组。”

上京警局里,专案组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气氛很凝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沉甸甸的压抑感。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翻阅面前那堆已经快被翻烂的卷宗。

所有人都坐得笔直,目光落在会议桌前方那个站在白板前面的中年人身上。

白板上贴着判官案子的所有资料,现场照片、时间线梳理、目击证词汇总,还有一张用红色马克笔画出来的空白区域,那片空白上只写了三个大字:“他是谁?”

吴文鸿坐在第二排靠走道的位置,背挺得很直,嘴唇紧抿成一条线。

他旁边是李文杰,再旁边是高丹红。韩正明坐在第一排的最边上,他不再坐在以前那个主位上了。

他现在只是专案组里一个普通的组员,和其他二十多个刑警一样,等着听新来的组长训话。

新来的组长叫许茂。

他站在白板前面,背着手,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灰色夹克。

他的个子不算高,但站在那里自有一种让人不敢出声的威严。他

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已经花白了,脸上的法令纹很深,像是刀子在石头上刻出来的两道沟。

他今年五十出头,在省厅刑侦总队待了将近二十年,经手过的大案要案卷宗能堆满一间屋子。

厅里派他来上京接这个摊子,就是因为他从来不怕啃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