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贾东旭又去了杨家岭。
沟里的菜地已经长成了。白菜卷了心，萝卜缨子绿得发亮，辣椒挂在枝上红了一串。伯伯蹲在地里收菜，手边搁着一个竹筐，里头已经码了小半筐白菜。贾东旭走过去蹲下来，没说话，伸手就拔了一棵萝卜。萝卜不大，但长得匀称，缨子上还带着湿泥。他把泥抖干净，搁进竹筐里，又接着拔第二棵。
两个人闷头收了小半筐，伯伯站起来捶了捶腰，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贾东旭蹲在地上把萝卜缨子摘干净，码整齐。这时候沟口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快步走过来，走到跟前站定，朝伯伯敬了个礼，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
“贾东旭同志，你的分配通知。”
贾东旭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接过来。通知不长，几行字，盖着军部的章——兹委任贾东旭同志为第九战区见习教导员，即日启程，赴衡阳前线报到。下面附着军衔和军籍证明，还有一张正式的委任状。他把通知看完，手垂下来，还没来得及说话，伯伯在旁边开了口：“拿来我瞅瞅。”
他把通知递过去。伯伯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没说什么。他低着头把通知折好，还给那个年轻人，摆了摆手让他走了。然后他蹲回地里，继续收菜。贾东旭站在旁边，看着他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袄，袖口磨毛了边，后背上有一块补丁。他蹲下来，接着拔萝卜。
两个人把最后一垄菜收完，天已经擦黑了。伯伯站起来，把竹筐递给贾东旭：“拎着，跟我来。”
贾东旭拎着筐跟在他后面走。穿过杨家岭的沟口，上了一道坡，到了一排窑洞前。伯伯推开其中一间的门，里头陈设简单——一张木桌，几把椅子，一张床，床头搁着几摞书和文件，墙上挂着一幅地图。桌上有一个搪瓷缸子，缸子旁边放着半包烟。他把竹筐搁在桌上，从里面拿出几棵白菜和萝卜，递给旁边一个警卫员：“拿去让炊事班炒两个菜。再蒸点米饭。”
警卫员接过菜走了。伯伯在桌前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贾东旭坐下来了。两个人隔着桌子，谁也没先开口。过了一会儿，警卫员端了两碗米饭和一盘炒白菜、一碟辣椒炒鸡蛋进来，搁在桌上。伯伯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白菜放进贾东旭碗里：“吃。”
贾东旭低头扒饭。白菜炒得清淡，辣椒炒鸡蛋也搁得盐少，但米饭是热的，粒粒分明。他吃了两碗，把碗搁下。伯伯也搁了筷子，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靠在椅背上，看着他。
“衡阳。”伯伯开口了，声音不高，“你知道那儿现在什么情况？”
“知道。”
“知道你还去？”
贾东旭说：“通知下来了，就去。”
伯伯没有说话，低头看着缸子里的水。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着贾东旭。窑洞里的油灯不太亮，把伯伯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他瘦，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一些，眼窝陷下去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你才十五。”伯伯说，“十五岁的娃，放在我老家，还在放牛。”
贾东旭没接话，嗓子有点紧。
伯伯又说：“这些年你打鬼子，从北打到南，从东打到西，没歇过。现在又去衡阳，那是前线，是最危险的地方。去了以后，枪子儿不长眼，炮弹没长眼，你那些本事，打鬼子够用，但也不能保证不出事。”他停了一下，“我跟你说这些，你嫌不嫌我啰嗦？”
贾东旭摇头：“不嫌。”
伯伯端起缸子喝了口水，放下，又看着他：“我跟你交代几句。第一，到了前线，别逞强。该撤的时候撤，该躲的时候躲。你活着，才能多杀几个鬼子，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第二，你是教导员，不是普通的兵。你的任务是把人拢住，让那些新兵蛋子不慌、不怕、不跑。你自己稳住了，底下的人就稳住了。第三——”
他又停了一下，从桌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支，在桌上墩了两下，没有点，就那么攥在手里。
“第三，别忘了你是为什么去那儿的。咱们打仗，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你在前线，看见那些逃难的老乡、那些被打死的百姓，你就想想这个。心里有了这个，你就不会怕。”
贾东旭点了点头，灯光映在他脸上。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嗓子是堵着的。伯伯看着他，忽然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写完了，吹了吹墨迹，折好，递给贾东旭。
“拿着。到了那边，万一碰上什么难处，把这个拿出来给能主事的人看。兴许能管点用。”
贾东旭接过来，折好，贴身揣进怀里。他没有打开看，但他知道这张纸的分量。这不是普通的条子，也不是什么介绍信。这是伯伯的亲笔信。他把它塞进最贴身的位置，隔着衣裳按了按。
他站起来，双腿并拢，冲着伯伯敬了个军礼。然后他把手放下来，弯下腰，鞠了一躬。
“伯伯，您保重。等我从战场上下来，再回来看您。”
伯伯看着他，没有回礼，也没有站起来。他坐在椅子上，手攥着那支没点的烟，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去。”
贾东旭转身出了窑洞。门在身后合上了。他站在门外，夜风从坡上吹下来，带着黄土和干草的味道。他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站了一会儿，又隔着衣裳按了按怀里那封信，然后往自己的窑洞走。
回到住处，他把包袱铺在炕上，一样一样往里装。换洗的衣裳叠好，水壶灌满，干粮用油纸包好塞在底层。两把驳壳枪擦了一遍，压满子弹，别在腰后。委任状和军籍证明折好，跟那封亲笔信一起，贴身放着，外头又裹了一层油纸，怕汗浸湿了。收拾完了，他坐在炕沿上，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嚼了两下。
第二天一早，他去军部报到。干事把他领到一间窑洞里，里头已经坐着几个人了——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脸上有一道疤，姓周，是去第九战区某师当参谋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姓李，去战地医院当医生；还有两个二十出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刘，都是去前线部队当文化教员的。加上贾东旭，一共五个人。
带队的姓周，就是那个三十来岁的汉子。他看了贾东旭一眼，没多问，只说了一句：“人齐了，明天出发。路上听指挥，别掉队。”
贾东旭点了点头。五个人，一支小队伍，往南走。他背着灰布包袱，腰后别着两把驳壳枪，怀里揣着那封信，跟着队伍出发了。
从延安往南，路越走越热，越走越湿。过了西安，过潼关，进河南，路边的村子一个比一个破，逃难的人一群接一群。他们搭过驴车、坐过拉煤的火车、也徒步走过几百里。带队的周同志有经验，每到一个地方先找交通站，由交通员领路、安排食宿，避开大路和鬼子据点，走小路、走夜路。五个人走了将近一个月，到了湖南地界。
衡阳城还在，但城郊已经打成了一锅粥。他们找到第九战区的前线指挥部，周同志去报到，剩下几个人各自拿着委任状去自己的部队。贾东旭的委任状上写着——第九战区某师3营见习教导员。他打听清楚了方向，背着包袱往3营阵地走。
3营营地在城郊一片半塌的村子里，土墙上全是弹孔，院子里挖了壕沟。营长是个三十来岁的黑脸汉子，左胳膊吊着绷带，看了他一眼，没多问：“跟着老赵，先熟悉情况。”
老赵带他在阵地上转了一圈。战壕被炸得不成样子，几个老兵蹲在壕沟里擦枪，新兵缩在墙根底下抱着枪不撒手。贾东旭蹲下来跟一个年轻士兵说了几句话，那士兵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怎么答话。
当天下午，鬼子一个小队摸上来试探阵地。贾东旭跟着老赵上了前沿，趴在战壕边上，两把驳壳枪轮换着打。一个新兵蹲在他旁边，枪栓拉不开，急得满头是汗。贾东旭伸手把枪拿过来，咔一下拉开栓，还给他：“别慌。瞄好了再打。”
战斗持续了不到半个时辰，鬼子退了。阵地前留下七八具尸体，还有两箱弹药和几把枪。贾东旭跟着几个老兵把缴获拖回来，搬进营部仓库。搬完之后，他把空间里那几台机床“放”了进去——两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钻床，用破油布盖了盖。然后走出来跟营长说：“营长，仓库后头那间屋子里，有几台机床，好像是之前的人留下来的，还能用。”
营长进去看了一眼，蹲下来摸了摸机床底座，站起来盯着贾东旭看了好几秒。他没问机床哪来的，只说了一句：“能用？”
“能用。”
那天晚上，贾东旭蹲在仓库里把车床装好试了一下，车了几个零件，修好了两把打坏了的枪栓。第二天他把枪栓递给老赵，老赵拉了两下，眼睛瞪圆了：“你小子还会这个？”
老赵转头跟营长说了几句。营长走过来看了看那几台机床，又看了看贾东旭，说：“行。你以后除了教导员的活儿，还管这个。”
贾东旭点了点头，蹲在仓库门口把草棍从左边嘴角换到右边嘴角。衡阳的夏天闷热，汗水顺着后背往下淌。仓库里那几台机床在油灯底下泛着冷光，外面远处又响起了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