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王丽华出发去省城的前一天，专门来了一趟学校。
说是交接工作，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来显摆的。她穿了一件崭新的藏蓝色呢子外套，领口别着一枚银色胸针，头发也烫过了，蓬蓬松松披在肩上，整个人像是换了个人。她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跟每个人打招呼，走到赵晚棠桌前时，她停了一下。
“赵老师，我不在这段时间，班里要是有什么事，你多费心了。”语气客客气气的，眼底那点得意却藏得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刚好能让赵晚棠看见。
赵晚棠抬起头，笑了一下：“应该的，你安心去学习。”
王丽华点点头，踩着皮鞋嗒嗒嗒地走了。崭新的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响，一直响到走廊尽头才消失。
等她出了门，李向东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看看她那副样子，跟中了状元似的。”
赵晚棠低头继续批作业，没接话。王丽华去省城进修是事实，人家穿了新衣服烫了头发也是事实，自己要是酸两句，反倒显得小气。她手里的红笔没停，在本子上划出一道道勾叉，批完一本又翻开下一本。
下午，王丽华班里的学生跑来找赵晚棠，说王老师让他们自习，教室里却乱成了一锅粥。赵晚棠放下红笔，过去维持了一会儿纪律。她一进教室，吵闹声就小了一半。她没有吼，也没有拍桌子，只是站在讲台上安安静静地扫了一圈，等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才开口说了两句话：“你们王老师信任你们，让你们自习，你们就这样回报她的信任？”教室里鸦雀无声。她把几个闹得最凶的点名叫起来站了一节课，临走时又说了一句：“你们王老师只是去进修，月底就回来了。”
第二天，王丽华就没再来学校。据说一大早就去了汽车站，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办公室里少了她的身影，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几个老教师明显松了一口气，说话声都大了几分。孙老师端着茶缸子感慨了一句：“总算清净了。”刘老师跟着接话：“可不是嘛，这段时间能好好上个班了。”
赵晚棠没参与这个话题，但她不得不承认，王丽华不在的日子里，办公室的空气确实轻松了不少。
王丽华走的第二个星期，学校把她的语文课分摊给了两位老师——孙老师和赵晚棠各代一半。
孙老师教书时间长，经验丰富，但毕竟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代了两天课就开始抱怨：“我自己班上的作文还没改完呢，还得替她改作业。”赵晚棠没说什么，默默把课表调整了一下，把王丽华班上的课挤进了自己的日程里。这样一来，她每周要多备四节课，多改四十多本作业。
李向东看她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就不该接这个活儿。孙老师资历老，她都不乐意干，你一个年轻老师揽下来，以后这种杂活全推给你。”
赵晚棠正在批改作业，头也没抬：“总得有人干。学生又不能停课。”
李向东摇了摇头，没再劝。
日子照常过。赵晚棠每天上课、改作业、管班，偶尔去隔壁班盯一下自习。多出来的工作量像是一块石头压在肩上，晚上吃完饭还要备课到深夜。肖卫国有时候陪着她，都咪着了，醒来，看见她还在油灯底下写教案，也不说话，只是默默起身给她续一杯热水。
马小丫天天跟着马建国来学校。天冷了，她不在操场上玩了，改蹲在教室走廊的角落里，裹着一件大人的旧棉袄，缩成一团。那件棉袄太大了，袖口挽了好几圈，下摆拖到地上，看上去像是套了一个麻袋。赵晚棠看着不忍心，从家里带了一个小马扎给她，让她坐在教室后门口，好歹能避避风。
马建国嘴上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赵晚棠的办公桌上却多了一捧红枣，洗得干干净净。她问马建国哪儿来的，马建国别过脸去，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我奶从乡下捎来的”，然后就跑了。赵晚棠看着那碗红枣，笑了一下，没推辞，收了。她知道这是马建国表达感谢的方式，有时候不能拒绝孩子的好意。
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赵晚棠下班回家，发现肖卫国比平时回来得早。他坐在院子里，面前摆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密密麻麻画了些符号，旁边还放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他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线，看得十分专注，连赵晚棠推门进来都没察觉。
赵晚棠凑过去看了一眼，报纸上是一篇关于“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文章，旁边用铅笔圈了好几处。有的地方画了横线，有的地方打了问号，有的地方重重地圈了一个圈，旁边还写了一个小小的“好”字。
“看什么呢？”她把布包放在一边，蹲下来。
肖卫国抬起头，把报纸递给她：“今天在运输队休息的时候，老刘拿来的。你看看这一段。”
赵晚棠接过来，顺着肖卫国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说的是南方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个体经营的摊位，卖服装、卖小吃、修自行车，什么都有。文章末尾还说，这种做法有可能在全国推广。文章的措辞很谨慎，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意思却很明确，风向要变了。
赵晚棠看完，把报纸还给肖卫国：“你想试试？”
肖卫国没正面回答，把报纸折好，塞进口袋里：“再说吧。先把冬天过完。”
他没有多说，赵晚棠也没有追问。但她注意到，那天晚上肖卫国坐在门槛上卷烟的时候，比平时多抽了两根，眼睛一直望着街口的方向，像是在想什么事情。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他手里的烟头明明灭灭，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拉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