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登记。车和马，我现在就要牵走。”沈行盯着掌柜的眼睛，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掌柜脖颈发凉的冷冽。
掌柜走南闯北，一看到沈行那双满是红血丝、却深不见底的鹰眼，再看了一眼旁边王春良黑夹袄里隐隐鼓起的一大块硬物，那是枪柄的形状，额头上的冷汗瞬间渗了出来。
这绝不是普通的买卖人。
这是关外劫了皇军、手里带着巨富的亡命大盗。
但在平津周边，只要有金灿灿的真金，阎王爷就是最受欢迎的恩主。有了这两根小黄鱼，不仅车马钱够了，剩下的足够他去巡警局把所长和特务机关的坐探全部喂得闭上狗眼。
“成……成。爷您是爽快人，这车马您尽管牵走，登记的事，老朽拿大洋去跟巡警局的所长打点。”掌柜麻利地把金条一把扫进抽屉，连秤都没敢拿。
半个时辰后。
老赵牵着头马，沈行甩着马鞭，三架套好了双辕、带防雨油布车厢的硬胶轮大马车，缓缓驶出了遵化县城的东门。
城外的废砖窑里，大刘和二虎已经躺在烂草垛里睡死过去。他们太累了，哪怕是闷热的砖窑和成群的苍蝇，也无法阻止这些透支了极限的士兵陷入深度睡眠。
“起来，货到了，装车。”老乔在窑口低声喊道。 几个人揉着眼睛爬起来，看到停在窑外的三架宽敞的大马车，大刘咧开干裂的嘴，无声地笑了笑。
众人没有废话，利索地卸下身上的机枪、掷弹筒和沉甸甸的弹药袋，将这些惹眼的重火力码进了马车最底下，又在上面铺厚了干草。 藏好家伙什，十个汉子依次翻上车厢。
大刘、二虎一头扎进干草堆里，拉过油布盖住头，不到三秒钟，沉重的鼾声又在车厢里响了起来。老乔守在车尾，快慢机张开机头，藏在袖筒里，警惕地盯着沿途的黄土大道。
老赵坐在第一辆车的车辕上，手里攥着缰绳，马鞭在半空中甩出一个清脆的响音。
“驾！”
三架大车碾压着华北平原干燥的黄土，扬起两道长长的尘烟，向着平津方向全速驶去。
马车车轮撞击着土坑，一下一下地颠簸着。躺在车厢里的老兵们，随着这熟悉的节奏，终于在这片没有关东军哨卡的长城以南，沉沉地睡了过去。
三架沉重的硬胶轮大马车，在华北平原的黄土便道上不急不缓地碾压着。
从遵化县城到天津卫，直线距离在240里左右，但走大车道需要绕过密集的河网和村落，实际路程接近300里。
整整三天半。
这三天半，是十个从日军重重包围中爬出来的老兵，这几年来最奢侈的一段时光。
车厢里铺着厚厚的干草，头顶是遮阳挡雨的油布。
沈行没有让他们下车徒步警戒，除了轮流在车辕上赶车，所有人被强制要求躺在车厢里睡觉。
平原夏日的风吹过华北的青纱帐，带着一股庄稼拔节的生青味。
没有日军挎斗摩托车的轰鸣，没有神经质盲射的机枪，也没有随时会要命的子弹飞过。
在马车单调而富有节奏的颠簸中，大刘后背上的血道子开始结痂，老钱那只被牛虻咬肿的眼睛也终于消了肿。
第四天傍晚，夕阳如同一个巨大的咸蛋黄，悬在西边的地平线上。
“当家的，前面有大城子了。”坐在第一架车辕上的老赵勒了一把缰绳，指着前方的地平线。
沈行从车厢里坐起身，掀开防雨油布，举起望远镜。
镜头里，远处的地平线上没有高耸的青砖城墙，没有城门楼子，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庞大、毫无遮拦的低矮平房建筑群，以及在暮色中高高耸立的工厂烟囱。
一条宽阔的泥水河从城市中间穿过，河面上汽轮的黑色烟柱与远处的夕阳交织在一起。
“这就是天津卫？”老乔凑过来，揉了揉眼睛，满脸诧异，“这咋连个城墙都没有？这要是打起仗来，这城咋守？”
“没法守。”沈行放下望远镜。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的大炮轰开了天津卫。洋人成立了都统衙门，为了彻底褫夺满清军队在这座城市的防御纵深，下令把明朝时修的厚重城墙全给扒了。城砖被拉去填了海河的泥坑，城墙根被洋人修成了马路。这座城，早就被洋人扒光了衣服，四面透风。”
车厢里的老兵们沉默了。
大刘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下那被油脂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歪把子机枪，腮帮子咬的紧紧的。
车队继续向前，靠近了天津外围的北仓镇。
这里的路口开始出现沙袋垒起的军事哨卡。但设卡的不再是穿着黄皮的关东军，也不是戴着大沿帽的冀东伪军。
沙袋后面，站着十几个穿着灰布军服、打着绑腿的中国士兵。他们手里端着磨得发亮的汉阳造步枪，每个人的背后，都斜背着一把用红绸子缠着刀把的镔铁大刀。
“二十九军，张自忠师长的三十八师。”沈行看了一眼那标志性的大刀片，低声说道，“家伙什都盖严实了，别惹麻烦。”
然而，哨卡上的气氛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憋屈和怪异。
三辆日军的九四式卡车亮着刺眼的大灯，从哨卡外围的公路上呼啸而过。车厢里的日本士兵公然端着三八式步枪，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沙袋后面的中国守军。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一个个眼珠子通红，牙关紧咬，握着枪柄的手背上青筋暴起，但带队的排长却死死压着手里的枪，甚至不敢将枪口抬高一寸。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天津虽然名义上归属中方，但日军已经获得了自由调兵的特权。二十九军高层为了避免扩大事端，给基层下达了严苛的“忍辱负重、打不还手”的死命令。
哨卡形同虚设，防务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