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苏城。
天没亮，巧英就被炮声惊醒了。
不是苏城的炮声。是从东边来的，很远很远，闷闷的，像有人在远处擂鼓。一声接一声，不紧不慢，每一声都砸在心口上。她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在心里数——一声，两声，三声。数到第十声的时候，停了。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又响了。这次更密，一声接一声，中间几乎听不出间隔。
她坐起来，匕首从枕头底下滑出来，掉在地上。她没有捡，赤脚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东边的天泛着鱼肚白，看不出任何异样。但炮声还在响，一下一下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清晨的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不是焦糊，不是硝烟，是一种闷闷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红豆架上的豆荚在晨风里轻轻摇着，青青的，细细的，像一群刚睡醒的孩子。
春桃从灶房跑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脸上全是面粉。“小姐，什么声音？”
巧英没有说话。她站在窗前，听了一会儿。炮声又停了。远处传来公鸡打鸣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在互相应和。然后炮声又响了，比公鸡的声音大得多，把鸡叫全盖住了。
“是大炮。”陈树生的声音从院子门口传来。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几块淡蓝色的化学试剂渍。眼圈黑得像被人打了两拳，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但眼睛是亮的，“从东边来的。至少隔了五十里，但炮不小。”
巧英转过身，看着他。“上海？”
“可能是。也可能是太仓、浏河一带。那边有日军的炮艇，沿江巡弋，偶尔会打几炮示威。”陈树生走进院子，站在红豆架旁边，伸手摸了摸一根被烧焦的藤蔓——那是库房失火时被火星溅到的地方，烧焦了一截，但上面的豆荚还是青的，“巧英，该来的，来了。”
巧英没有说话。她走回铺盖前，把匕首捡起来，用袖口擦了擦刀鞘上的灰，别在腰间。把银梭从枕头旁边拿起来，握在手心里。银梭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在清晨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但摸上去还是硬硬的，硌手。
她走出账房，走进堂屋。
钟翰文已经坐在收音机旁边了。收音机开着，滋滋的杂音比炮声还大。他穿着一件旧的对襟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脸色不好，蜡黄蜡黄的，眼袋垂下来，像两只装满了水的小口袋。他听见巧英进来，没有抬头。
“爹，您听见了？”
“听见了。”钟翰文的声音很低，“东边在打炮。收音机里还没说，但快了。”
巧英在他对面坐下。桌上放着两碗粥，是春桃刚端来的，还冒着热气。粥里没有放糖，白花花的，米粒煮得开了花，稠稠的。旁边有一碟咸菜，切得细细的，拌了麻油。
“爹，吃早饭了。”
钟翰文端起碗，喝了一口。嚼了很久，咽下去。“英英，你记得你娘走的那天，是什么日子吗？”
巧英的手在粥碗上停了一下。“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十七。”
“那天早上，也打炮了。”钟翰文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不是日本人，是蒋介石的军队在苏城附近演习。你娘躺在床上，听见炮声，笑了一下。她说‘翰文，这炮声听着像催命的’。我说‘别乱说’。她说‘不是乱说，是心里有数’。”
巧英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粥。粥的热气扑在脸上，湿湿的，暖暖的。
“那天下午，你娘就走了。”钟翰文放下碗，没有喝第二口，“英英，你说，你娘是不是听见了炮声，知道自己时辰到了？”
巧英抬起头，看着父亲。“爹，您别想了。想多了伤身。”
“不想就不伤了？”钟翰文苦笑了一下，端起碗，把剩下的粥喝完，“英英，你去忙吧。爹在这里听着。有消息了叫你。”
巧英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爹，今天的粥没放糖。”
“知道。苦的。但能喝。”
巧英走出堂屋。
辰时，宋云澜的信到了。
春桃从邮差手里接过信，跑进账房。她跑得太急，门槛上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前栽，手里的信飞出去，飘飘悠悠地落在地上。她爬起来，捡起信，拍了拍灰，递给巧英。
“小姐，宋先生的信！我跑太快了，差点摔了。”
巧英接过信，看了春桃一眼。“摔着没有？”
“没有。皮厚。”春桃咧嘴笑了一下，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巧英拆开信。信纸是薄的，上面是宋云澜端正的字迹，一笔一划，像在记账。她每次收到宋云澜的信，都会先看字迹——字迹工整，说明情况不紧急；字迹潦草，说明出了事。这次是工整的，她先松了一口气。
“巧英：见字如面。香港的货已到广州，正在办理转关手续。预计八月中旬可到苏城。请再撑半个月。另，上海局势急转直下。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已率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进驻上海虹桥、吴淞一带。三十六师正在从无锡向上海开进。我在苏州留园的旧部告诉我，张治中把指挥部设在留园，挂了一块‘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牌子，里面进进出出的全是穿军装的，地图挂了满墙。日舰在黄浦江上集结，目测超过三十艘。淞沪之战，一触即发。苏城距上海不过数十公里，一旦开战，苏城必遭池鱼之殃。我已安排宋家的商行分批转移物资，你的原料我也会想办法。你在苏城，千万保重。沈姨问你桂花糕吃完了没有，她说等忙过这阵子，再给你做。云澜。”
巧英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字缝里有没有藏话——宋云澜有时候会在信纸的折痕里写很小的字，告诉她一些不能明说的事。这次没有。她把信放在桌上，拿起笔，在信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信收到了。货不急。上海的事，你也要保重。沈姨的桂花糕吃完了，替我谢谢她。”
她想了想，又加了一行——“留园离咱们家不远。张治中的指挥部在那里，你出入小心。”
她把信折好，放进信封，交给春桃。“寄出去。”
春桃接过信，没走。“小姐，上海真的要打仗了？”
“嗯。”
“那苏城呢？”
“也会打。”巧英的声音很平，“但不是今天。今天还要干活。你去把灶房收拾了，然后把库房那边的灰烬再清理一遍。有些铁丝还能用，拣出来。”
春桃把信揣进怀里，转身跑了。跑到门口又回头，“小姐，您放心，沈姨的桂花糕，等忙完了我陪您去吃。”
巧英嘴角弯了一下。“好。”
午后，收音机里的消息证实了钟翰文的预感。
播音员的声音比前几天更紧了，像一根拉满的弦，随时会断。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今晨发表讲话，‘本军已奉命向上海进发，扞卫国土，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绝不后退’。日军陆战队在沪东一带频繁活动，日舰持续增援黄浦江。据目击者称，今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小队在虹桥机场附近与中国保安队发生交火，双方各有伤亡……”
钟翰文把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了一些，转过头看着巧英。巧英刚从账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站在堂屋门口。
“英英，你听见了？”
“听见了。”
“虹桥机场那边交火了。这不是演习，是真打了。”钟翰文捻着佛珠，一颗一颗，捻得很快，“张治中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心腹，能打仗。北伐的时候，他带着教导第一团打武昌，打了四十天没打下来，手下死了一大半，他没退一步。他说‘绝不后退’，那就是真不退了。”
巧英走进来，把绿豆汤放在父亲面前。绿豆汤没有放糖，青绿色的，上面浮着几颗没煮烂的绿豆。
“爹，您对张治中很了解？”
“年轻的时候，我在保定军校读过半年书。张治中也在保定军校读过，比我晚几期。我没毕业就回来了，你爷爷让我接管染坊。他读完了，当了军官。”钟翰文端起绿豆汤喝了一口，皱了皱眉——不是苦的，是没有味道，“英英，你说，如果当年我没回来，还在保定军校，现在会不会也在上海打仗？”
巧英在父亲对面坐下。“爹，您不会去的。”
“为什么？”
“因为您心里放不下染坊。放不下我娘。放不下我和巧明。”巧英的声音很轻，“张治中放得下，所以他去了。您放不下，所以您回来了。没有对错，只是不一样。”
钟翰文看着她，看了很久。“英英，你比你娘还会说话。”
“不是会说话，是实话。”
巧英站起来，走出堂屋。
傍晚，陈树生从实验室出来，手里没有拿试管，也没有拿烧瓶。他空着手，走进账房，在巧英对面坐下。坐下来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像是没坐稳。
“巧英，新涂层的稳定性测试做完了。数据很好，明天可以寄给军需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字，“你看，这是连续七天的测试数据。防水指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透气指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成本是原来的两成半。”
巧英接过纸，看了看。她看不懂那些数字，但她看得懂陈树生的脸。他的脸很白，不是晒的，是熬夜熬的。嘴唇干裂了，嘴角有一道小口子，结了血痂。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过。
“树生哥，你几天没睡了？”
陈树生想了想。“从库房烧了那天算起，今天第五天。中间趴着眯过几次，每次不到一个时辰。”
“去睡。”
“睡不着。”陈树生揉了揉眼睛，“一闭眼就是火。库房的火，房梁塌下来的声音，你站在火前面的样子。”
巧英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什么样子？”
“不要命的样子。”陈树生的声音很低，“你端着铁锅往火里冲的时候，我喊你，你没听见。你的裙子着火了，你不知道。你的手上烫了泡，你没感觉。你眼睛里只有火，没有自己。”
账房里安静了。窗外的蝉叫得很响，像是在替夏天喊最后的几声。
巧英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把桌上的油灯端起来，放在他手里。
“拿好。”
陈树生端着油灯，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巧英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回去睡。灯你端着，路上照路。明天还我。”
“巧英，我——”
“别说你睡不着。睡不着也要睡。你倒下了，新涂层谁送检？实验室谁管？”巧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树生哥，你倒下过。在长沙回来那天，你躺在实验室地上，是春桃把你背出来的。你还想再倒一次？”
陈树生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去睡。”
陈树生站起来，端着油灯，走出账房。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巧英，银镯还亮着呢。”
巧英低头看着腕上的银镯。夕阳从门口照进来，照在银镯上，泛着柔和的光。内侧那行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但镯子还是亮的。
“亮着呢。”
他走了。巧英站在账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子里。他走得很慢，像是每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手里的油灯一晃一晃的，在暮色里像一只萤火虫。走到实验室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隔着整个院子，巧英看不清他的表情。她只看见他站了两秒，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
她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来。她把“经纬之心”翻开，提起笔。笔尖蘸了墨，在纸面上悬了一会儿。
“八月一日。东边打炮了。不是演习，是虹桥机场那边交火了。张治中的部队开进上海了，他在留园设了指挥部。宋云澜说，日舰有三十艘。三十艘，停在黄浦江上，像三十把刀。爹说到了张治中，说他打武昌的时候，四十天没退一步。爹还说，如果当年他没从保定军校回来，现在会不会也在上海打仗。我说他不会去，因为他放不下。放不下染坊，放不下我娘，放不下我和巧明。这是实话。树生哥五天没睡了。他说一闭眼就是火，说我站在火前面不要命。我端着油灯让他回去睡，他走得很慢，像一只萤火虫。”
她写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另起一行。
“怀瑾在保定。他的信，我寄出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收到。门锁好了。我记着你说的每一句话。”
她没有再写下去。把笔放下，合上账本，放进抽屉。她站起来，走到窗前。天快黑了，西边的云被夕阳烧得通红，像着了火。炮声还在响，比早上更密了，一声接一声，像心跳。但仔细听，炮声里夹着别的声音——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像是在庆祝什么。她听了一会儿，分不清是炮声还是鞭炮声，或者都是。
她闭上眼睛。
运河上，船夫又开始唱了。今晚唱的不是《茉莉花》，不是《孟姜女哭长城》，是一首她没听过的歌。调子很急，像是在赶路。歌词听不清，只听见最后一句，反复唱了三遍——“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她听了一会儿，转身走回铺盖前，躺下来。匕首在枕头底下，硬邦邦的，硌着后脑勺。她没有把它拿出来。硌着就硌着，疼了就知道自己还活着。
炮声还在响。船夫的歌还在唱。
她闭上眼睛。
夜很长。
但天总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