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这里，两人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已然不言而喻。田福军话锋一转，眉头又慢慢拧了起来，那是一种被现实沉甸甸压着的忧虑。
“满银啊，你如今也算进了县里的门，有些事，我得跟你掏掏心窝子。”他身子往前倾了倾，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手里那支烟都快烧到手指头也没察觉。
“咱们原西的农业，眼下就像一头病牛，看着架子还在，内里已经虚得拉不动犁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疲惫，也带着不甘，“政策卡得死，‘以粮为纲’一句话，就把手脚全捆住了。山坡地、河滩地，明明种洋芋、栽果树更合适，硬要逼着种高产粮，结果呢？种子撒下去，苗都出不齐！”
他越说越激动，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划着：“公社搞集体，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社员们出工是出工，可心思不在田里。好劳力磨洋工，老弱妇孺凑人数，地越种越薄，粮越打越少！工分？工分值几个钱？年底一分红，家家户户倒欠队里的都有！这是人祸啊，满银！”
王满银静静地听着，他能感受到田福军胸腔里那股火烧火燎的焦灼。这不是官话，这是一个真心想为老百姓做点事的干部的痛苦。
“我想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该种啥就种啥。我想把那些荒坡利用起来，种苜蓿养羊，搞点副业，让公社和大队手头活泛点，能买点化肥、添点农具。可难啊！”
田福军重重靠回椅背，“上头抓得紧，动不动就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
底下干部呢？有的怕担责，只会照本宣科；有的干脆就是混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农技员？要么下放了，要么闲着没事干。社员们种地，全凭老祖宗那点经验，老天爷赏脸就多吃一口，不赏脸就饿肚子。这光景……越穷越垦，越垦越穷，恶性循环！我看着心里急，可一拳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劲！”
他说完，长长吐出一口闷气，像是要把胸中的块垒都吐出来，然后，目光炯炯地看向王满银：
“满银，你脑子活，见识广，而且有不一样的视野……，在罐子村能把副业搞得风生水起。
你给叔说说，眼下这局面，除了硬等政策松动，还有没有别的法子，哪怕能稍稍撬开一点缝，让老百姓喘口气？”
书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灯丝发出轻微的嗡鸣。田晓霞不知何时抬起了头，也认真地看着王满银，那双大眼睛里，没有了火焰，而是带着好奇和期待。
王满银把烟头摁灭在满是茶垢的搪瓷烟灰缸里，发出“嗤”的一声轻响。他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手指轻轻互相敲打着，沉吟了好一会儿。
“福军叔，”他开口，声音平缓而清晰，“国家政策是高压线，眼下谁也不敢、不能去碰。但是，线底下，总还有些空间能活动活动。”
田福军眼睛一亮：“你说。”
王满银的身子往前倾了倾“现在你、惠良、冯世宽，现在是暂时的同盟，趁这股劲，做一些调整……。”
咋调？”田福军追问。
“第一，还是得在‘因地制宜’上做文章，但做法可以变通。”王满银伸出食指，
“‘以粮为纲’没错，可没说非得全部种一样的粮。咱陕北，旱地多，坡地多。坡地种谷子、荞麦、洋芋，耐旱，产量可能不如玉米小麦，但保收成。
川道地、河滩地水肥条件好，集中种高产玉米、小麦，完成上级的产量指标。这不算违反政策，这叫合理布局。”
他顿了顿，见田福军听得认真，继续道：“第二，副业不能明着大搞，但可以‘挂靠’。
比如，各大队都有编筐、养蜂、做粉条的手艺人，以前是‘尾巴’，现在能不能以‘满足社员生活需要’、‘利用农闲增加集体积累’的名义，由大队组织起来，产品一部分内部分配，多出来的……能不能跟县里的供销社稍微‘沟通’一下，换个油盐钱？
这钱不进个人腰包，归集体，用来买急需的化肥、农药、良种，或者维修农具。这叫‘以副养农’，账目清楚，用途正当，上面就算查，也未必能一棍子打死。”
田福军一边听，一边缓缓点头，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击，显然在飞快地权衡着其中的可行性与风险。
“第三，是人。”王满银声音加重了些，“好的政策，还得靠人去落实。公社、大队那些只会念文件、喊口号的干部，得动一动。
哪怕不能立刻撤换，也可以把有想法、肯实干的人提上来，当个生产队长、作业组长，给他们兜底，放手让他们按新法子去试。
同时，把那些被闲置的农技员用起来，不开大会，就蹲在田埂上，教社员怎么浸种、怎么合理密植、怎么识别病虫害。事情小，见效慢，但一点一点积累，风气总能慢慢转过来。”
田福军听到这里，忍不住插话：“这些法子好，是润物细无声的路子。可说到底，都是小修小补。
土地瘠薄，肥料跟不上，良种再好也发挥不出威力。这才是卡脖子的硬伤啊！”他的目光紧紧盯着王满银，带着更深的探询。
王满银知道，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下一个很大的决心，然后，身体前倾，声音压得更低，却字字清晰：“福军叔，所以我说，最要紧的，可能是第四点——咱们得自己想办法，弄点‘粮食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