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柱把袖子撸上去，露出小臂上密密麻麻的旧伤疤。
有的是被缆绳勒的，有的是被货箱压的，有的他自己都记不清是怎么来的了。
“我们这二十个人，以前给官府扛活，从来没拿过一分钱。今天告示上说能换东西，我们信宇文大人的话。不为东西，就为有人把我们当人看。东西是锦上添花，人心里的那口气顺了，比什么都值。”
老马把毛笔插进笔筒里。站起来，看着石柱。看了好一会儿。
“石柱，你这话我得记下来。”
“范阳！范阳在哪儿？”
范阳从人群里挤过来。手里捧着册子，耳后夹着笔。
“马头，我在。有什么要记的？”
“石柱刚才说的话，一个字不漏，全记下来。人心里的那口气，当人看。记清楚。”
“明白。”
范阳翻开册子，快速写了几行字。字迹工整，笔画一丝不苟。写完之后抬头看了石柱一眼。
石柱也在看他。
两个人都没说话，但都点了点头。
日头从东边移到了正南，报名的人还没散。
桌子前头排了三队长队，从衙门口一直排到渡口。老马的册子上已经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每记一个名字，就在旁边注上年龄，村名，劳力情况。
有的页面墨迹还没干就被风吹皱了，又拿砚台压平重新补写。
册子翻过去十来页，纸质被墨浸得潮乎乎的，翻页的时候刺啦刺啦响。
铁格尔蹲在衙门口的石墩子上啃窝头，手里还举着一把新打好的锄头，刃口淬过火，泛着青蓝色的光泽。
锤头上沾着铁屑，手指缝里全是洗不掉的黑色铁锈。嚼了两口窝头，嚼碎了咽下去，抬眼往人堆里扫了一圈，啧了一声。
“四百人了。”
陆江站在旁边。袖口卷到小臂上，怀里抱着一摞账册。账册的封面上写着“雍州北渠工花名册”，还没装订，麻绳搁在旁边。
翻了翻账册，声音压低了。
“不止。我刚才数了三遍。四百三十七。还在来人。从渡口那边往这儿赶的，还有七八十个。三棵树村全来了，连羊倌都来了，说白天放羊晚上修渠，记五分算半个工。”
“锄头不够了。”
铁格尔拿锤子敲了敲刚打好的锄头，锤子落在刃口上，叮的一声。
“库里还有三把。报名的四百三十七人，至少三百人需要新锄头。我一个人一天只能打五把，不吃不睡也打不过来。得再叫两个帮手来。”
“王铁匠和他徒弟，我昨晚去问了，他们愿意帮忙。但得县衙管饭。”
陆江在账册上记了一笔。
“帮手管饭。每顿糜子面窝头三个，骨头汤一碗。够不够？”
“够。打铁的不要别的，窝头管饱就行，不过骨头汤得多放盐。”
铁格尔把窝头塞进嘴里，腮帮子鼓了半天。
“夏天打铁出汗多，盐不够脚会抽筋。”
“盐够。李教习上回来，白糖带了十斤，盐带了五十斤，咸菜都腌上了。”
陆江合上账册，声音很轻。
“她什么都算到了，连打铁的出汗掉盐都算到了。”
铁格尔把窝头咽下去，拿袖子抹了抹嘴。嘴角的窝头渣抹花了，糊在下巴上。
“李教习这个人，什么都算得细。上次来，光账本就给她看了两遍。哪样东西缺多少，什么时候缺，她全记在本子上。风箱皮垫子二十张，我说用不了那么多。”
“她怎么说？”
“她说冬天风大，皮垫子容易干裂，多备一些以防万一。果然，昨天就裂了三张。二十张刚刚好。我打铁十几年，连我自己都算不了那么准。她一个教书的，比我还会算。”
“她不是教书的。”
陆江看着远处渡口的方向，风把水面吹得皱巴巴的。
“她是看着别人干活，然后让干活的人更好干活的人。这种人，北大学堂管她叫李教习。我们管她叫。”
铁格尔没说话，等着下半句。
“算了，不说了。说了你又笑。”
铁格尔没笑。手里的锤子在石墩子上磕了磕，把铁屑磕掉。铁屑落在青砖缝里，细碎细碎的，像黑芝麻。
“我没笑。我是怕宇文大人到时候舍不得放她走。那天早上送她上马，扶了三次马镫。三次。”
“我打铁的，眼神好。一次就够了，三次是什么意思，不用我说。”
“你还说没笑。”
“没笑。打铁的不笑。我们只淬火。跟人心一样，该淬火的时候就得淬火。不然刃口是钝的。”
铁格尔把锤子搁在膝盖上。
“宇文大人的刃口，该淬火了。”
陆江没有接话。
怀里的账册被风吹得哗啦啦响，用手压住，压了又压。纸页在指缝间不停地翘起来又落下去。
远处渡口上又下来一批人，灰扑扑的衣服在风里飘着，像一排刚插下去的新树苗。
为首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汉，拄着枣木拐杖。走得慢，但步伐很稳。每走一步，拐杖在地上戳一个小坑。
走到衙门口，老汉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告示，又看了看排队的人群。
浑浊的眼睛里慢慢地亮起来。
“我来报名。”
老马抬头看了老汉一眼。
“你多大年纪了？”
“六十二。”
“六十二了，修渠是重体力活。扛得住吗？”
“扛不住也得扛。”
老汉把拐杖在地上顿了顿。
“我家那七亩地，盐碱重得连稗子都长不出来。以前是地种我，不是我种地。每年打下来的粮食只够糊口。渠修好了，水引过来，盐碱冲掉，我孙子那辈就能种麦子了。”
“我不为我自己，为我孙子。我扛不动石头，能扛土。扛不动扁担，能拿锹铲泥。再不济，我给渠上的师傅们烧水送饭。总有一件事是我能干的。”
老马拿起笔。
“叫什么名字？”
“沈老根。沈庄的。来了三代人。孙子十六，儿子三十八。全报名。”
“三代人全上？”
“全上。”
排队的人自动让开一条路。
老汉拄着拐杖走过去，孙子在旁边扶着，儿子在后面跟着。一家三代人，三个身影，排在长长的队伍末尾。
风从黄河上吹过来，把老汉的白发吹得飘起来，像渠线上的水花。
老马低头在册子上写字，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写完了，抬头看了一眼排队的队伍。
从衙门口排到渡口，从渡口排到河滩。四百多人，在腊月的冷风里站了小半天。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插队，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排着。有人蹲在地上拿树枝画渠线的走向，有人在讨论工分怎么算最划算，有人在传看范阳记的册子。
老马把毛笔搁在砚台上。
“苟三。”
“在。”
苟三从人群里探出头，手里还捏着半个糜子面窝头。
“去厨房说一声，今晚的骨头汤多熬三锅。”
“三锅？”
“四百多号人，排了大半天队。报完名，一人一碗热汤，暖了身子再回去。”
苟三把窝头塞进嘴里。
“得嘞。三锅，少一锅你扣我工分。”
人群里有人笑了。笑声从一个传到另一个，从衙门口传到渡口，从渡口传到河滩。
四百多号人，在腊月的冷风里，笑得像开春化冻的黄河水。哗啦哗啦的，冰碴子在笑声里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