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镐京又留三年，完成三件大事：
其一，主持编定《周礼》最终版。
三百礼乐官日夜校勘，将吉、凶、军、宾、嘉五礼细化至三千余条。
尤重“礼下庶人”：
定“乡饮酒礼”岁一行，“乡射礼”春一行，“婚冠丧祭”四礼皆有庶民简仪。
更创“礼图”，以彩绘示冠冕、车服、器用之制，使民易晓。
其二，建立“辟雍—诸侯国学—乡校”三级教化体系。
辟雍为中央学宫，收诸侯质子及天下英才；
诸侯设“国学”，教贵族子弟；
乡设“校”，教庶民子弟识字、算术、农时。
教材统一为《诗》《书》《礼》《乐》四经，
然允许诸侯国学增补本地内容。
其三，推行“礼器标准化”。
命王室工坊铸“标准器”：
尺、量、权、衡、圭、璧、琮、璜等，分赐诸侯，令其依样仿制。
更定“礼器铭文制”：
凡重要礼器，必刻“子子孙孙永宝用”等吉语，及受赐者名、赐者名、年月。
如此，礼器不仅是器物，更是权力谱系的物化凭证。
三年后，周公将摄政之权彻底交还成王，率家眷、属官、礼乐班子三千人，东赴曲阜。
鲁地本商奄故都，殷遗民十居其七。
见周公至，殷民惴惴：
这位平定三监、制礼作乐的“周室第一能臣”，会如何对待他们？
周公首策，出乎所有人意料：祭商先王。
于曲阜郊外设坛，以太牢之礼祭祀商汤、太甲、盘庚、武丁等商代贤王。
祭文由周公亲撰，文中盛赞商汤“吊民伐罪”、盘庚“迁都安民”、武丁“中兴盛世”，更言：“周虽革商，然商之善政、良礼、英才，当永存于世。
今鲁地殷裔，皆汤武子孙，与周人同奉昊天，共守礼乐。”
祭毕，周公命人将祭文刻于铜版，立于市井，任人观瞻。
殷民大恸。
自商亡以来，他们被视为“亡国之余”，今得周室重臣公开祭祀商先王，且尊其为“汤武子孙”，实为精神上的平反。
第二策：启用殷贤。
设“殷贤馆”，广召殷商旧族中有才德者。
首召之人，竟是微子启之子——微仲衍。
微子启乃纣王庶兄，因谏纣王被贬，武王克商后封于宋，奉商祀。
其子微仲衍博通商礼，周公聘为“鲁国大祝”，掌祭祀礼仪。
又召商容旧部、箕子门人等数十人，各授官职。
更定“殷周通婚令”：
鼓励周人贵族娶殷女，殷人贵族娶周女，三代之后，血统融合。
第三策：井田改良。
鲁地多丘陵，完全照搬周原的“井字形”井田难以施行。
周公命人勘测地形，创“丘甸制”：
将土地分为“丘”（山地）、“甸”（平原）、“隰”（湿地）三类，分别定赋。
“丘”地种桑麻，赋轻；
“甸”地种粟麦，赋中；
“隰”地种稻，赋重但授水利之便。
更关键之处，允许殷民保留部分“氏族公田”。
这些公田由同族共耕，收获用于祭祀、助学、济贫，实为殷商氏族制的遗存。
周公不强行废除，
而是将其纳入“乡饮酒礼”，规定每年收获后，氏族需以公田所出宴请乡里，
以此强化其“公益”属性，弱化其“私族”色彩。
周公治鲁，最重教化。
他做了一件看似“迂阔”的事：
每日清晨，亲至曲阜“乡校”，为庶民子弟讲授《诗经》一首。
所讲非深奥义理，而是结合农事、家常。
讲《豳风·七月》，便带童子观桑田、察蚕室；
讲《小雅·鹿鸣》，便演示宴饮之礼，分食醴酒；
讲《周颂·清庙》，便领童子入宗庙，观礼器，听雅乐。
更设“礼乐实践日”：
每月朔望，城中暂停市易，全民习礼。
男子习射御，女子习蚕织，老者授经验，幼者学揖让。
街巷间，钟鼓声、诵诗声、习礼声不绝于耳。
如此三年，鲁地风气大变。
有客自镐京来，见鲁人相遇，必拱手揖让；
市井交易，必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乡里纠纷，多由“三老”调解，鲜见讼狱；
甚至孩童游戏，也模仿“朝会”“祭祀”之礼。
客问一老农：
“礼繁如此，不厌烦乎？”
老农笑答：
“初时确烦。
然行礼久，方知好处：
邻里少争执，子弟知进退，官府少盘剥。
今岁大旱，周公减赋三成，更开常平仓赈济。
此非‘礼’之功耶？”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