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铃……
躺在床上的宋春萍翻过身，拿起闹钟，关闭了闹铃，看看手表，连忙翻身爬起，打开收音机。
娇滴滴的歌声响了起来：
这里的早晨真自在
这里的早晨真可爱
听不见卖米，也听不见卖菜……
宋春萍洗完脸，坐到收音机旁，拧小收音机的声音。
“下面播报北平的吴先生给福州的李小姐的留言，请记录。”
宋春萍连忙拿出纸笔。
2423，1785，3092，1163，0391，2707，1214，2051，0375，1096……完毕。再播报一遍：2423……
宋春萍抄录完毕，从枕头里取出密码本，对照翻译。
电文很快翻译出来：
南京伪政府特使及两个助手即将抵达横滨港，为汪精卫访日做准备，令全力截杀！
宋春萍走到厨房，拿出火柴将电文烧掉，用水冲洗掉黑色的纸灰。
宋春萍看了看表，穿起外套，提起出诊箱走出屋子。
就在宋春萍接受重庆指令的时候，东京宪兵司令部司令石野相原大佐，正坐在办公桌后面，两眼盯着站在面前的井川满志。
“你怀疑有苏联间谍在东京活动？”
“是的。”井川满志说，“我们发现，首相官邸有一些与苏联和德国有关的文件被外泄。”
“有什么线索吗？”
“有一些蛛丝马迹，我正在查。”
“中国特工有什么动静吗？”
“神户轮胎仓库被烧之后，中国特工似乎已经偃旗息鼓……”
“不对！”石野相原说，“中国特工不仅没有偃旗息鼓，而且还干出了惊天大事！”
井川满志对石野相原所说的惊天大事一无所知，一种强烈的失职感顿时袭上心头。
“什么……什么惊天大事？”
“潜入参谋本部，盗走了两份绝密文件。”石野相原说。
“我没有听见此事……”井川满志说。
“我也是刚刚知道。”石野相原说，“桥田将军告诉我，参谋本部本不想把这件丑事公布出去，算是吃了一个哑巴亏。”
“留下了什么线索吗？”井川满志问。
石野相原摇摇头说，“桥田将军没有细说。东京现在真是国际间谍云集之地呀！苏联的，美国的，中国的，可能还有英国的，德国的，荷兰的……你们反谍课，什么时候能逮住几个间谍，让我在大本营里讨要经费的时候，能够更加理直气壮一点？”
“大佐放心，这些间谍特工，我们迟早会把他们抓住的。”井川满志说。
“井川中佐，你最大的毛病，就是盲目自信。”石野相原说。“别说抓住他们，你能抑制住他们的行动，别太出格，我就不会夜夜失眠了。”
井川满志尴尬地笑了笑。
“参谋本部刚刚通知我，南京的汪精卫，派了一个特使和两个助手来东京，为汪精卫访问日本做前期准备。特使在东京期间的安全，由我们宪兵司令部负责。你抓紧做一个方案，不要又让中国特工赚了空子！”
“是！”井川满志应道。
“报告！”门外响起了鸠山武司的声音。
“进来！”石野道。
鸠山武司轻轻推开门，兴奋地拿着一页纸走了进来。
“报告石野大佐！高桥中佐搞到的那本密码本是真的！这是刚刚收到的重庆给他们在东京的特工下达的最新指令！”
鸠山将一页纸递给石野。
“是用高桥中佐给的密码本翻译的吗？”石野相原兴奋地问。
“是的，大佐！”鸠山中尉说。
“全天24小时盯着！”
“是！”
鸠山中尉向石野大佐敬了个军礼，转身走了出去。
“高桥中佐去中国没几天，就搞到了重庆联系东京中国特工的密码本，功劳不小！”石野相原说。
“这么说，重庆方面并没有觉察到他们联系东京特工的密码，已经被我们掌握。”井川满志说。
“正是如此，”石野相原说，“井川中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们逮住中国特工的绝佳机会！”
“的确如此！”井川满志说。
“汪特使和助手将访问日本，令全力截杀……”石野相原看了看纸上的内容，大吃一惊，看着井川满志，结巴道，“中国特工……要……要刺杀汪精卫的特……特使？”
井川满志道，“好事！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特工抓捕归案！”
“你说的有道理！”石野相原横着眼睛笑了一下，拿起桌上的电话筒，拨了个号，“北村中佐，你来一下！”
隔了一会儿，北村禄郎走了进来。
“北村中佐，汪特使和他的两个助手，明天抵达横滨。你派人把他们接到东京来，特使一行在东京的安全，由你们行动课和反情报课负责！”石野相原说，“行动课负责外围，反谍课负责dG饭店内部的保卫。”
北村禄郎和井川满志一起说“是！”
“听好了，我要说的重点是，”石野相原站起身来，走到门边，推门朝外看了一眼，走回来继续说道，“我要说的重点是，你们可以把汪精卫的特使和他的两个助手，当做鱼饵！……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不明白。”北村禄郎说。
“笨蛋！”石野相原骂道。
“大佐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不顾忌汪精卫特使的安全，把首要目标定在抓捕企图猎杀特使的中国特工身上，甚至不惜牺牲掉这位特使！”井川满志说。
“就是如此！”石野相原说。“你们两个人，行动中有分歧时，听井川中佐的！”
“是！”井川中佐立正说。
石野相原一双眼睛盯向北村禄郎。
“是！”北村禄郎说。
“去布置吧，把网撒得大一点！”石野相原说。
“是！”
井川满志和北村禄郎一起立正，朝石野相原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
......
太阳的余晖，血红血红的，照在丸之内商业街的欧式建筑的屋顶上。
宋春萍提着出诊箱，站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前的马路边。朝不远处的东京中央车站眺望。这是一个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显得有些阴暗。现在下班时段，这里人来人往。
几个胸前背着白布包裹着的骨灰盒的伤残士兵，自中央车站方向走来。宋春萍看向几个伤残士兵，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一个士兵断了一只胳膊，面无表情地看了宋春萍一眼。
“妈妈，他们背的是什么呀？”
宋春萍回身一看，是一对母女在说话。女孩很小，四、五岁的样子。
“他们背的是骨灰盒。”母亲说。
“什么是骨灰盒呀？”女儿又问。
“骨灰盒就是装骨灰的盒子呀！”母亲说。
“什么是骨灰呀？”女儿再问。
“骨灰就是人死了以后，用大火烧成的灰。”母亲说。
“妈妈，怎么会死了那么多人啊？”女儿要打破砂锅。
“他们是跟中国打仗死的，是我们日本的英雄。”母亲说。
“我长大也要当英雄！”女儿说。
“有骨气。”母亲说。
宋春萍忍不住再次扭头看了那母亲一眼。心想，这么教育孩子，见着就是民族灾难。
“嘀嘀！”
一辆汽车开来，在宋春萍身边停下。
刘简之推开车门，喊道：“伊藤医生！”
宋春萍回过头来，坐上汽车。
刘简之朝前开去。
“你刚才在想什么呢？”刘简之问。
“我在想，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已经植入家庭教育中，很可怕。”宋春萍把出诊箱抱在胸前，喃喃地说。
“学校里面的教育可能更厉害吧，我们广播了明子写的一篇文章，批评学校的音乐课时间被军训挤占，结果让明子挨了校长一顿训。”刘简之说。
“是吗？难怪日本人这么疯狂！”宋春萍说。
“有什么事，这么急？”刘简之问。
“接到重庆的指令，”宋春萍说，“汪精卫派了一个特使和两个助手，这两天就会来到东京，为汪精卫访问日本打前站，做准备。重庆命令我们全力截杀这个特使和他的两个助手。”
“汪精卫的特使叫什么名字？”刘简之问。
“不知道。电文里没说。”
“多大年纪，长什么样？”
“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截杀他们？”
“电文上说，他们即将抵达横滨港。”
“即将？即将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宋春萍说，“重庆方面可能也不把握所有信息。”
“那我们就只能守株待兔了。”刘简之说。
宋春萍拿出一张图，递给刘简之。“这是横滨港的船期图。明天就有从上海来的航班。”
刘简之接过图，把汽车靠路边停下。
宋春萍走下车去。
刘简之把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掉头，朝浅草寺方向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