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妈死的那天，海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雪花飘进IcU窗户的时候，我舅舅还攥着她的手，嘴里嘟囔着什么。护士站在门口，没人敢进去。
我是在第三天接到电话的。我妈在电话里说：“你舅疯了，天天往殡仪馆跑，说那里是医院。”
我说：“舅妈不是在IcU吗？”
我妈沉默了很久：“走了三天了。”
我请了假，从滨城坐大巴回海城。五个小时的车程，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矮房子，再变成海，最后变成灰蒙蒙的天。我想起小时候，每年暑假都去舅舅家，舅妈总是站在门口等，围裙上沾着面粉，笑着喊：“小颖来了！”
她包的馄饨，皮薄馅大，汤里撒一把紫菜和虾皮。舅舅在一旁坐着，也不说话，就看着她忙活，偶尔递个碗，递双筷子。那时候我觉得，老两口的日子，就是这样了——安静，平淡，像他们门前那条巷子，几十年都没变过。
到了海城，天已经黑了。
我妈在车站接我，眼睛红肿，头发白了一大片。她拉着我的手，手心冰凉：“先回家，明天再去你舅那。”
“舅在哪？”
“在家。”我妈顿了顿，“不肯出门，谁劝都不听。”
舅舅家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走到底，左边第三间。院子里那棵枇杷树还在，只是叶子掉光了。我推门进去，屋里没开灯，只电视机亮着，无声无息，画面里在放什么电视剧，也没人看。
舅舅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
我喊了一声：“舅。”
他没动。
我绕到他面前，吓了一跳。三个月不见，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他抬头看我，眼神是散的，好半天才聚焦：“小颖？”
“是我。”
“你舅妈……”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低下头去。
我蹲下来，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骨头硌手，凉得像冰。我说：“舅，我知道。”
他很久没说话。电视机里的人在笑，无声的笑，一抖一抖的。
过了很久，他说：“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坐第一班船去滨城。”
我知道。我妈说了，连续105天，从海城到滨城，坐两个小时的船，再转公交，到医院刚好八点。IcU探视时间只有半小时，他就站在门口等，等那半小时。
“你舅妈一直没醒。”他说，“我就想，她醒了，第一个看到的是我。”
我鼻子一酸。
“她没醒。”他又说了一遍，“一天都没醒。”
我妈在门口站着，抹眼泪。
那天晚上，我住在舅舅家。老房子隔音不好，隔壁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我听见舅舅翻身，起床，走路，开柜子，然后又躺下。一晚上好几次。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醒了。客厅里亮着灯，舅舅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个保温桶。
“我给老太婆送早饭。”他说。
我愣住了。
我妈从房间里出来，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舅舅提着保温桶出门了。我跟在后面。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路灯的光。他走得不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实了。走到巷口，往左拐，再走两百米，是公交站。
五点十分，第一班公交车来了。他上车，刷卡，坐在靠窗的位置。我跟上去，坐在他后面。
公交车穿过海城，天慢慢亮了。到码头的时候，刚好六点。海面灰蒙蒙的，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舅舅买了票，上了船，坐在船舱里，把保温桶抱在怀里。
船开了。海浪拍着船舷，一颠一颠的。我坐在他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舅妈晕船。”他突然开口，“每次坐船都晕，脸色发白，一句话不说。”
我没说话。
“我年轻时候在滨城上班，她在海城。每个周末，她都坐船来看我。”他低下头，看着怀里的保温桶，“那时候船比现在破，晃得更厉害。她一下船就吐，吐完了，冲我笑。”
他说到这里，不说了。
船到滨城，七点半。舅舅下船，转公交，到医院刚好八点。他走进住院部，上电梯，到IcU门口，把保温桶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护士出来了，看见他，愣了一下。
“大爷，您又来了。”
舅舅点点头：“我送早饭。”
护士张了张嘴，没说话，看了我一眼。我冲她摇摇头。
“您在这等着，我帮您看看。”护士接过保温桶，转身进去了。
舅舅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病人经过，家属拎着饭盒来来去去。他就那么站着，像一根桩子。
过了很久，护士出来了。保温桶还在她手里。
“大爷，病人今天还是昏迷，没法吃。”她的声音很轻。
舅舅点点头，接过保温桶：“那我明天再来。”
他转身走了。
我追上去，拉住他：“舅，舅妈已经——”
他回头看我。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空，什么都没有的空。
“我知道。”他说，“我都知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们坐船回海城。一路上，他没再说话。保温桶里的早饭，凉了，他没打开过。
回到家，我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们，她手上的动作停了停，又继续晾。
舅舅进屋，把保温桶放在桌上，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机。没开。
我跟我妈站在院子里。
“天天这样。”我妈说，“每天四点起床，坐船去滨城，去IcU门口坐一会儿，再回来。怎么劝都不听。”
“多少天了？”
“从她进IcU那天算起，到今天……”我妈想了想，“一百零八天。”
“舅妈在IcU待了一百零五天。”
“对。那五天，是走了之后。”
我靠墙站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天下午，我在舅舅家翻相册。老相册，塑料封皮都黄了，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插着。最早的几张是黑白的，舅舅站在工厂门口，穿着工装，年轻得不像话。旁边站着一个姑娘，扎两条辫子，笑得很腼腆。
“这是你舅妈。”舅舅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
我点点头。
“1973年拍的。那时候我刚进厂，她是我们车间主任的女儿。”他在我旁边坐下来，指着照片，“我追她追了两年，她妈不同意，嫌我穷。”
我翻到后面，彩色的照片，舅舅和舅妈站在海城码头上，背景是海。舅妈穿着碎花裙子，挽着他的胳膊，笑得眼睛弯成一条缝。
“这是1998年，我带她去普陀山玩。她第一次看海，高兴坏了。”舅舅笑了一下，又很快收起笑容，“晕船，吐了一路。”
再往后翻，是我。七八岁的样子，站在枇杷树下，手里举着一个大馄饨，咬了一半。舅妈在旁边，低头看着我，笑着。
“你舅妈最喜欢你。”舅舅说，“每年暑假都盼你来。你一来，她就包馄饨，包一大盆。”
“我记得。”我说，“舅妈包的馄饨最好吃。”
“她包的馄饨。”舅舅重复了一遍，低下头去。
相册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近照。舅舅和舅妈站在院子里，还是那棵枇杷树。舅妈头发全白了，脸上皱纹很深，但还在笑。舅舅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揽着她的肩。
“去年拍的。”舅舅说，“她那时候身体就不好了，不肯去医院，说浪费钱。我硬拉着去，查出来是这个病。”
“什么病？”
“脑子里长东西。医生说，手术风险大，可能下不来台。她说不做了，回家。”舅舅低着头，“我不同意。她说，老头子，我都这把年纪了，做啥手术？咱回家，该吃吃，该喝喝。”
“那后来怎么又……”
“后来她晕倒了。”舅舅的声音有点抖，“送到医院，医生说必须做，不做就没了。她就做了。”
他没再说下去。
晚上，我妈做了饭，端到桌上。舅舅吃了两口，放下筷子：“不好吃。”
我妈愣了一下。
“你舅妈做的饭好吃。”舅舅说，“我吃了六十年，吃不惯别的。”
我妈没说话。
舅舅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看了看，又关上。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在舅妈的房间门口，没进去。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他翻身、起床、走路的声音。凌晨四点，我醒了，透过窗户看见他拎着保温桶出门。巷子里黑漆漆的，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拐角。
我躺回床上，睡不着。
第五天，舅舅病了。
早上出门的时候着了凉，回来就开始发烧。我妈要送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说睡一觉就好。睡到下午，烧没退，反而更厉害了。我妈急了，给我打电话。
我从宾馆赶过去，他已经烧得说胡话了。送到医院，急诊，输液，折腾到半夜才退烧。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第一句话是：“几点了？”
我妈说：“六点。”
他挣扎着要起来：“船赶不上了。”
我妈按住他：“今天别去了。”
“不行。”他推开我妈的手，“老太婆等我呢。”
我妈哭了。
舅舅愣了一下，慢慢躺回去。他看着天花板，很久没说话。
“我知道。”他说，“我都知道。”
那天下午，我去了趟殡仪馆。舅妈的骨灰还寄存在那里，一个小格子，上面贴着她的照片。还是年轻时候那张，扎两条辫子，笑得很腼腆。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
回来的时候，舅舅已经出院了，坐在家里，还是那个沙发，还是看着那个没开的电视机。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舅，我想跟你说个事。”
他转过头。
“舅妈走之前，我在医院陪过她一天。”我说，“那天她醒了一会儿，跟我说了几句话。”
舅舅的眼睛亮了亮，又暗下去：“说什么？”
“她说……”我顿了顿，“她说，老头子一个人，我不放心。他早上起那么早，没人给他做早饭。他胃不好，不能饿着。他记性差，老忘事，得有人在旁边提醒他。”
舅舅没说话。
“她说，你告诉他，早饭在锅里热着，起来就能吃。药在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吃完早饭记得吃。天冷了，让他多穿点，别嫌麻烦。”
舅舅低着头，肩膀在抖。
“她还说——”我深吸一口气，“她说，下辈子，还做夫妻好不好？”
舅舅抬起头，眼泪流下来。
“她没说别的。”我说，“就这些。”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把韭菜。又拿出肉，拿出面粉。他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案板上，开始剁馅。
“你舅妈包的馄饨。”他说，“我看了六十年，没学会。”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
他剁馅，和面，擀皮，包馄饨。动作很慢，很笨拙，包出来的馄饨歪歪扭扭，有的破了皮，有的馅太少。他包了整整一盆，然后烧水，下锅。
馄饨煮熟了，他盛了一碗，放在桌上。
“你尝尝。”
我拿起勺子，咬了一口。皮太厚，馅太淡，汤里没放紫菜和虾皮。
“不好吃。”他说，“差远了。”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坐下来，看着那碗馄饨，很久没动。
“我想她。”他说。
我点点头。
“每天四点半起床，坐两个小时的船，去IcU门口坐半小时，再回来。一百零五天。”他说，“我就想，她醒了，第一个看到的是我。”
“她没醒。”他又说了一遍，“一天都没醒。”
我放下勺子，握住他的手。
“舅，舅妈在那边等着你呢。等你一起包馄饨，一起坐船，一起看海。”
他抬起头，看着我。
“她说下辈子还做夫妻，就一定还做。你得好好活着，到时候去找她。”
他很久没说话。窗外的天黑了，屋里没开灯，只有院子里的路灯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小块光。
“好。”他说，“我听你的。”
那天晚上，他把那碗馄饨吃了。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像在吃什么珍贵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没听见他起床的声音。四点，五点，六点，他一直睡着。我起来看，他侧躺着，睡得很沉。
我妈说：“让他睡吧。一百多天，没睡过一个好觉。”
回滨城那天，舅舅送我到车站。他穿着舅妈织的那件旧毛衣，灰蓝色的，袖口磨得发白。站在站台上，风很大，吹得他头发乱飞。
“小颖。”他说。
“嗯？”
“谢谢你那天跟我说的话。”
我摇摇头。
“你舅妈……”他顿了顿，“她真的说了下辈子？”
我看着他的眼睛，点点头：“真的。她说的。”
他笑了。很久没见他笑，那个笑容有点生疏，但确实是笑。
“那我就等着。”他说，“等她来接我。”
车来了。我上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他。他还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人群里。
一个月后，舅舅去世了。
我妈打电话来，说走得很安详，早上没起来，发现的时候已经走了。床头柜上放着舅妈的照片，压着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老太婆，我来找你了。”
我请了假，又坐那趟大巴回海城。五个小时，窗外的风景还是那样，从高楼到矮房，到海，到灰蒙蒙的天。
葬礼那天，我把舅妈的照片和舅舅的照片放在一起。两张都是年轻时候的，舅舅穿着工装，站在工厂门口；舅妈扎着辫子，笑得很腼腆。
他们看着对方，像看着这一辈子。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我蹲在火盆前，一张一张烧纸钱。火光映在脸上，热烘烘的。
我想起舅妈包的馄饨，皮薄馅大，汤里撒一把紫菜和虾皮。想起舅舅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坐两个小时的船，去IcU门口等那半小时。想起他包的那碗歪歪扭扭的馄饨，他说，我看了六十年，没学会。
我低头，把最后一张纸钱放进火盆。火苗舔着纸的边缘，卷起来，变成灰。
风一吹，灰飞起来，往天上飘。
海城的冬天，还是那么冷。雪又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