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广德厂长听到让其他班子成员发言，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以主人的姿态，侧身看了看紧挨着他左手边坐的一位女同志。
这位女同志约莫三十五六岁，烫着一头时兴的大波浪卷发，耳垂上晃着亮晶晶的耳钉，手指上套着个宽面金戒指，腕上的手表在会议室不算明亮的灯光下也反着光，一看就不是便宜货。
马广德脸上带笑，语气里带着点引荐的意思：“李书记，那……咱们就按顺序来，让班子里其他同志也汇报汇报思想。嗯……书记，我先给您介绍，这位是我们厂的党委副书记，许红梅同志，主要分管群团、工会、妇联这一摊子工作。”
我点点头，目光落在许红梅身上，示意她可以开始。
许红梅显然没料到会临时让她发言。我看了桌面上的会议议程，拢共就四项：马广德全面汇报、孙浩宇发言、苗东方发言、我讲话。现在这属于“加演”，而且我前面那两个问题有点敲山震虎的意思，会场气氛绷着，她明显有些紧张，手足无措的翻看着自己的笔记本。
“李书记，我……我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许红梅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发紧，“我们厂是五八年建厂的老厂子了，历来重视妇女工作，走在了全县、甚至地区的前列。别的厂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们棉纺厂，女同志那是绝对的主力军，发挥了‘大半边天’的作用……”
我不想再空话套话，微微皱了皱眉，抬手打断了她，但还是依然很绅士的笑着道：“许书记啊，我问两个具体情况。咱们厂现在的男女职工比例是多少？在职女职工的平均年龄，你掌握吗？”
许红梅被这突如其来的具体问题问得一怔，眼神下意识地瞟向旁边的马广德，带着点求助的意味。马广德脸上笑容也僵了一下，赶紧低声提醒：“红梅，基本数据……” 许红梅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连忙转回头，脸上挤着笑：“书记，这个……女职工大概……大概有一千一百多人？大部分都在生产一线。平均年龄嘛……这个随时都在变动，我们没有精确计算过，不过……估计在四十五岁以上吧。”
我心里暗暗摇头。一个分管群团妇女工作的副书记，连厂里女职工最基本的结构数据都说不清楚，这工作是怎么做的？看来这位许书记，八成是个摆着好看、占着位子的“花瓶”。对于这个层级的干部，我倒不想一开始就上纲上线，显得自己太苛责，毕竟隔着级别。
但我还是顺着她刚才的话头，继续问了下去：“红梅同志，我再问你，你是分管干部的副书记，厂里干部管理这一块，你也兼管吧？”
许红梅连忙点头：“报告书记，人事科这块工作是我分管的。”
“那好，”我看着她，“厂里中层干部，包括车间主任、各科室负责人，还有外派的销售点管理人员，现在一共多少人？这些干部的年龄结构、学历构成，你这个分管领导，心里有数没有？”
许红梅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肉眼可见地慌了一下，她立刻扭过头，看向身后侧坐着的一位中年干部。那人应该是人事科长，见状赶紧欠起身，弓着腰，凑到许红梅耳边飞快地低声说了几句。
许红梅听完，像是拿到了标准答案，声音都高了些：“报告书记，我们厂中层干部，一共是七十九人。” 说完，她似乎觉得完成了任务，还补充了一句，“外派在深圳销售公司的几个同志，干得都挺好。”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心里叹了口气，语气平和但带着明显的敲打意味：“许书记啊，看来你对厂里一些最基本的情况，还摸得不够清、不够透啊。这些数据，应该是一个分管领导脑子里随时要有的东西。这样可不行。”
说完，我没再继续追问她，目光转向了坐在马广德右手边的一位男同志。这人五十岁左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严肃，坐姿端正，看着比许红梅沉得住气。
马广德赶紧又介绍：“书记，这位是我们厂的常务副厂长，杨卫革同志，主要管厂里的日常生产运行、行政和财务工作。”
我点了点头，直接问道：“杨厂长，你管财务，刚才马厂长提到总债务一千九百多万。这里面，本金多少，利息多少，具体构成是怎样的，你清楚吗？”
杨卫革不慌不忙，甚至没怎么看面前的笔记本，条理清晰地回答：“报告李书记，一千九百万的债务总额中，本金大约是一千四百万，累积的利息接近五百万。利息主要来自两大块：一是各家银行的贷款利息，滚动计算，利滚利，压力很大；二是前几年厂里资金实在转不开时，向兄弟单位和一些关系单位拆借的短期借款，也约定了12%的资金占用费。” 他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诚恳了些，“非常感谢李书记您昨天在联席会上提出的思路，如果能协调银行方面实现停息挂账，哪怕只是暂停计息，对我们厂减轻负担、逐步化解债务，都是天大的利好消息，我们班子和职工也才看得到一点希望。”
一千九百万……再次听到这个具体的数字，我心里还是像被针扎了一下。这笔钱，放在现在财政状况好些的东洪县，也接近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了，对曹河这样的县、对这么一个困境中的厂子，更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嗯”了一声，肯定了他的条理：“杨厂长思路是清晰的，数据也记得准。那依你看，如果外部‘输血’暂时指望不上，单靠棉纺厂自身，有没有可能逐步消除这些债务？”
杨卫革翻开笔记本看了看，斟酌着词句：“报告书记，单靠自身……困难非常大，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核心问题还是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上价，也卖不动。”
“竞争力差，分析过具体原因吗？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价格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 我追问道。
“都有。” 杨卫革回答得很直接，“从根子上说，设备太老太旧了，多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国产和苏联设备，故障率高，维修频繁，严重影响连续生产，也拉高了维护成本。生产效率更是没法跟南方那些用进口新设备的厂子比。同样的布，人家用人少、耗时短、质量匀整，我们成本自然就高出一大截。再加上我们历史包袱重，离退休人员多，各项费用摊下来，每米布的成本根本没有优势。价格上不去，质量上又没有突出的亮点，仓库里积压的产品就越堆越多，资金流彻底断了。”
杨副厂长分析得倒是切中要害，比许红梅扎实多了。我又陆续听了管生产的副厂长、管后勤的副厂长以及厂纪委书记的简单汇报，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感觉，这个班子除了杨卫革等个别人，对厂子真实困境的认知深度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感，都远远不够。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长桌末端，一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老同志身上。他约莫五十三四岁年纪，脸上沟壑很深，头发花白稀疏，穿着一件深蓝色中山装，袖口有些磨损，看上去和车间里那些老师傅没什么两样，与周围几位衣着光鲜的厂领导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广德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介绍道：“哦，这位是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周平同志。”
我看向周平，语气缓和了些：“周主席，你是职工选出来的，代表的是全厂一千多职工的利益和声音。刚才各位厂领导主要是从经营管理角度谈的，你从工会角度，从职工群众的角度，谈谈看法？对于厂子脱困，职工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工会又有什么考虑？”
对于周平的发言，我原本没抱太大期望。前面一圈听下来，除了杨卫革，其他人的汇报大多流于表面，连家底都未必完全摸清。但周平作为最后一个发言，或许时间上他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而且工会主席的身份，应该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周平拿起面前一个用废旧报表纸装订成的笔记本，翻开，双手有些粗糙。他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在场的县领导，眼神里没有许红梅那样的慌乱，也没有杨卫革那种干练，反而有种压抑已久的沉重和一丝豁出去的耿直。
“尊敬的李书记，各位领导，” 周平的声音不高，带着点沙哑，但吐字很清晰，“刚才马厂长、许书记，还有杨厂长他们，都把厂里的困难，特别是经营上的困难，汇报得很清楚了，说的都是实情，厂子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他将目光看向我：“但是，光说困难不行，得想办法解决。我代表工会，也代表很多敢怒不敢言的职工，想跟领导们汇报一个我们反复琢磨过、也跟部分职工代表商议过的思路。”
哦？我身体微微前倾，来了兴趣。解决问题才是关键，这位周主席，看来是抓住重点了。
马广德在一旁轻轻咳嗽了一声，插话道：“老周，时间不早了，都快十二点半了，食堂还等着呢。李书记难得来，咱们准备了鱼……你挑要紧的说，长话短说。”
我摆摆手，笑着看着周平：“吃饭不急，工作要紧。周主席，你说，有什么思路？”
周平看了马广德一眼，眼神复杂，然后转向我，语气坚定了些：“李书记，我的想法，其实之前在职代会上也提过，就是能不能把厂区东边那大片闲置的土地盘活利用起来？那块地，位置其实不错，就在城边，交通也方便。前两年有南方来的老板考察过，很感兴趣。咱们厂短期内根本用不上那么大的地方，荒着也是荒着，种点麦子收成有限。如果能想办法把那块地变成活钱，哪怕是一部分，就能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给厂子续上命。咱们县里财政困难，大家都清楚，指望县里大量拨款不现实。咱们厂一千多号人，在县里算个大厂，但在全国看就是个小企业。我觉得，得自己想办法，‘造血’比‘等血’更牢靠。土地是咱们厂现在最实在、可能也是唯一能快速变现的资源了。”
土地！我回想起之前的会议纪要，看来当初提出这个方案的，正是这位看上去朴实干巴的工会主席周平。
而马广德刚才的打断，以及此刻微微蹙起的眉头，都表明他对此方案并不热心，甚至有些排斥。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眼看厂子就要断气的厂长，为何对可能救命的“卖地”方案如此态度？而一个工会主席，为何要锲而不舍地推动这个明显会触动某些人利益的方案？看来，这棉纺厂的一潭死水下面，暗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深。
我看了一眼苗东方，他正低头看着茶杯。孙浩宇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收回目光，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面向众人，声音平稳地开了口：“嗯，周主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思路——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换取脱困发展资金。各位县领导，还有厂里的同志，大家都议一议，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到底怎么样？如果那块地只是用来种麦子、养鱼，我个人认为，它的价值确实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不瞒大家，我元旦去医院看望满仓县长时，他也提到了类似的想法，认为棉纺厂的问题，可能要从资产盘活上找突破口。”
我略作停顿，目光扫过全场，尤其是在马广德、苗东方脸上停留了一瞬。
“这样吧，咱们今天既然来了，就把问题摊开。饭，可以晚点吃。先集中议一议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棉纺厂东区那片地，到底该怎么看，怎么用？”
周平道：“书记，那块地有一百五十亩，位置不错，如果能顺利出让，至少能卖300多万到400多万。这是……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方云英顺势接过话头，语气平和但透着股实在：“马厂长刚才说的困难，是实情。这也是之前梁县长主持协调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县里财政的情况，在座都清楚，寅吃卯粮，兜比脸干净，想拿出大笔钱来救急，不现实。银行那边，旧账未清，信誉受了影响，想新增贷款，更是难上加桥。这么看下来，盘活厂里闲置的那片地，确实是眼下棉纺厂自己能抓住的、最实在的一根救命稻草。这条路，理论上走得通。”
我点了点头，目光转向分管建设和国土的副县长孙浩宇：“孙县长啊，土地出让这一块，政策法规你熟。周主席说的这条路，从政策上讲，有没有硬伤？具体操作，最大的坎儿在哪儿？”
孙浩宇显然琢磨过这事，回答得挺顺，但眉头拧着，一副棘手的样子：“李书记，从政策层面讲，如果企业是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土地用途符合规划，县政府主导协议出让，获得的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改制脱困、安置职工，这个方向，上级是鼓励的，也有文件依据。”
他眉头一皱，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可现在最大的麻烦，那块地的权属不清，有争议！城关镇西街的一部分群众，一直咬定那块地当年是村里‘借’给厂子用的，手续不完整，土地所有权还应该是村集体的。他们不认棉纺厂手里的东西。这个疙瘩解不开，前几次协调会，吵来吵去，核心就卡死在这儿了，动弹不得。”
“权属争议……” 我沉吟了一下，目光扫向坐在靠后位置的城关镇党委书记陆东坡，“陆书记，你们城关镇，还有西街村两委，在这个事上，前期都做了哪些工作？”
陆东坡一听点名，马上直起腰，脸上像是有一肚子委屈：“李书记，不瞒您说，我们镇里，还有村里那帮干部，腿跑细了，嘴皮子磨薄了！可这是历史旧账，几十年前的事了，当年经手的老支书、老队长都不在了，条子和证明村里不认说是假的。村民就认一个死理：地是祖辈传下来的，厂子红火的时候用也就用了，现在厂子不行了，地要么还回来，要么卖地的钱，大头得归村里。我们反复做工作，讲政策，也讲县里的难处，讲厂里一千多号工人等着发工资吃饭，口水说干，效果……微乎其微啊。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还有……还有那么几个比较‘活跃’的代表，态度硬得很，寸步不让。这群众工作……唉，真是老母猪钻栅栏——进退两难。”
我又看向国土局梁天野：“国土局老梁，你是土地爷，从专业角度表个态。按照国家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这块地的使用权，到底该怎么认定？”
国土局梁天野推了推眼镜，回答得字斟句酌，透着谨慎：“李书记啊，我们调阅了能查到的所有历史档案。当年建厂征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手续……按当时的规范是没问题的，一些关键性的批文、协议原件都在。但当时确实比较随意，按现在的《土地管理法》，这种情况是极易引发权属纠纷。我们局也参与组织过调解，但双方各执一词，分歧太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严格来说，这属于典型的历史遗留土地权属争议。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可能有一方不服，棉纺厂现在火烧眉毛的境况，恐怕……等不起这个漫长的过程。”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县委常委、副县长苗东方身上。他是老曹河，根子就在西街村，他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能代表本土势力的一种风向。
“东方县长，你是老曹河啊，对西街村的乡情民意也熟。抛开分管工作，从你对地方情况的了解来看，这个结，有没有可能解开？该怎么解？”
苗东方一直安静地听着，手里端着茶杯慢慢转，脸上没什么大表情。被点到名，他赶忙放下杯子，坐正了身体，露出一副深思熟虑又颇为为难的神色：“李书记啊，当着各位领导的面，我说句心里话。我苗东方是西街村走出来的人，喝村里的水长大，对那片土地、对那些乡亲，有感情。于公，我希望县里的企业能闯过难关；于私，我也希望乡亲们的诉求能得到合理解决。但这个事……确实是个死疙瘩。”
他拿着杯盖甩了甩上面的水才继续道，“不瞒您说，私下里，我也找过村里几位还能说上话的叔伯长辈，讲大局，讲利害，甚至……也暗示过，只要不再阻挠土地处置，县里和厂里可以在其他方面，给予适当的补偿。但是，难啊。”
他摇摇头，“村民现在认准了一个理，情绪很大，这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还掺着几十年的积怨，觉得当年吃了亏。我个人能力有限，一时半会儿，真想不出什么两全其美、能让两边都心服口服的好办法。”
他说到这里，挤出微笑，目光诚恳地看向我，“李书记，您是县委的主心骨，站位高，视野宽，政策水平也比我们强。这个事，到底该怎么定，我们完全听县委的，听您的！您指方向，我们坚决抓落实！”
有这个表态就好办了。我缓缓向后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着扶手。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等着我拍板。
“都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办法……或者，现有的办法都试过了，效果不理想。” 我缓缓开口，目光扫过马广德：“群众有情绪，有诉求，这很正常啊，我们的思想工作不能停，要耐心做。但是，” 我话锋陡然一转，语气加重，“棉纺厂一千多在职职工、四百多退休工人要吃饭，要活路！曹河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推进，全县的发展大局，不能因为这一块地的争议就无限期地拖下去、等下去嘛！”
我的目光扫过全场，尤其在脸色变幻不定的马广德脸上停了停：“既然行政协调的路暂时走不通，既然这本质上是一个牵扯到土地权属的法律纠纷，那我们为什么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把自己困在没完没了的‘协调’圈子里打转呢？”
不少人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我的意见是，换一个思路，换一条道来解决。把法律问题交给该接手的部门去处理。” 我继续说。
孙浩宇忍不住问：“李书记，您的意思是……？”
“啊，法律的问题，最终要靠法律来解决。” 我一字一顿，面带微笑的道，“棉纺厂，作为目前土地的实际占用方和权利主张方，可以就这块地的使用权归属，正式向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就是西街村村委会。让法院来审，来判！法院立案后，该做的调解，法院会依法组织；调解不成，法院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照《土地管理法》这些法律法规，做出判决。判给谁，就是谁的。法院的判决书，盖着国徽大印，那就是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说法’。”
“打官司？”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和窃窃私语。
在九十年代初的基层，遇到这种尖锐矛盾，领导们习惯的思路是“捂盖子”、“和稀泥”、反复“协调”，主动引导去法院“对簿公堂”，特别是让国有企业去告村委会，这简直是破天荒头一遭。很多人脸上都写满了惊疑和不解。
我看着他们，语气微笑：“对，打官司。这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天天讲加强法制建设，讲依法行政。遇到了调解解决不了的纠纷，诉诸法律，是正大光明的途径，也是最终的途径嘛。法院判下来了，白纸黑字，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如果判给棉纺厂，那厂里就可以依法依规盘活土地；如果判给村里，那我们再坐下来，研究别的出路，比如合作开发、土地入股，或者县里从其他方面给予补偿。但至少，有了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结论，打破了现在你咬我、我咬你，谁也别想动的僵局！”
孙浩宇面露难色：“打官司，这不好吧？”
苗东方也探着头附和道：“是啊，怎么能去打官司，书记，这个……？”
方云英咳嗽一声，捏着茶杯盖，面色平和的道：“书记也没说一定打官司，先是法院调解嘛，如果你们谁有解决问题的更好的思路，那你们就提出来，咱们再请书记拍板嘛。”说着环顾会场，继续道：“苗县，孙县，包括城关镇，国土，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几人相互对视，都从对方眼神里看到了无奈。
我笑了笑，缓缓扫过苗东方、孙浩宇、陆东坡等人：“方县说的对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官司，法院啊组织调解。更重要的是，法院判决生效之后，就有了执行的‘尚方宝剑’。到时候，如果还有哪个个人，或者哪一部分人，敢无视国家法律的判决，继续聚众阻挠、闹事，妨碍土地的正常处置，妨碍棉纺厂的改革自救，那性质就变了！那就不再是普通的经济纠纷或者群众诉求了，那是破坏发展，是挑战法律！真到了那一步，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耽误发展的账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所有人都听出了我话里毫不掩饰的决心和铁一般的硬度。苗东方的眼皮跳了一下，孙浩宇低头盯着自己的笔记本。
“当然，” 我语气稍缓，但基调未变，“在法院审理期间，县委、县政府，包括城关镇、相关村，该做的工作一样不能停。特别是对西街村村民的政策解释、情绪疏导，必要的帮扶，要继续做好。要跟他们讲清楚，走法律程序，是为了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要把谁一棍子打死。但是，原则必须坚持：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最终依据！”
我的目光重新落到马广德脸上，带着审视的意味：“马厂长，你们厂领导班子，有没有问题啊？”
马广德像是被我这番话砸懵了，脸上红白交错。他眼神躲闪了一下，偷偷瞟向苗东方，苗东方却眼观鼻、鼻观心，没有任何表示。
他又看向孙浩宇，孙浩宇也避开了他的目光。马广德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重重点头：“李书记！只要县委给我们撑腰，指明这条道，我们棉纺厂……坚决执行！下来我们就开班子会，研究材料，尽快向法院起诉！”
我又看向苗东方、孙浩宇、陆东坡、国土局梁天野，面色微笑的道：“苗县啊，你在抓国有企业？这事就有你牵头，孙县，你抓土地，这事你配合，要顺利通过法院来解决。”
我目光在两人的脸上看了看，笑着道：“小事情，都轻松一些嘛，苗县长啊，这件事情能不能干好，就看孙县长是不是支持你的工作了。”
孙浩宇一愣，脸色尴尬的道：“书记放心，书记放心，我肯定是全力支持苗县的工作。”
我靠在椅背上，很是从容的对着苗东方道：“苗县长，现在抓土地的表了态，你这个主管领导有没有信心。”
苗东方还想推辞，很是为难的道：“书记，这个关键是村里面，这个……”
我笑着拍了拍苗东方的肩膀道：“村里面的工作，那不是县委书记管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管到村里面了，那咱们城关镇的同志管什么？我相信你，也相信城关镇同志的能力和智慧嘛。”
我知道基层的乡镇长是胆子大，只要他们支持，群众工作一般脑补起来，就看着城关镇的陆东坡笑着道：“陆镇长啊，县委给你做主，苗县和孙县都在给你撑腰，如果这点小事要是都办不好，再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县委可是要打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