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振的这个安排，没有其他人提出任何异议。
被安排执行这项任务的孟乔芳，也在一瞬间反应过来，暗暗后悔自己多了那么一嘴。
对于清虏宗室子弟，眼下除了斩尽杀绝，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处置办法吗？
难道你还指望在灭了大清国之后，这些清虏宗室子弟还能为你所用不成？
这些人，与冷僧机、何洛会不同，与南褚、毕力克图、白尔赫图、罗硕等人也不同，留着他们，百害而无一利。
此时此刻，任何所谓的宽容或者仁慈，都是绝对要不得的妇人之仁。
想一想老奴酋霸占辽东时期，那被屠杀的数以百万计的辽东百姓，他们当时该是何等的无助、绝望和悲惨？
现在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
正所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在杨振心中，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崇祯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又是一个大晴天，上午卯时左右，杨振轻装简从小心翼翼地踏上了一条状况良好的独木舟，然后稳坐其中，在身前身后各两个精心挑选的熟练桨手保护下，向着对岸快速驶去。
而在其身后不远的下游江岸上，已知杨振心意的孟乔芳，也已遵照杨振的命令，将包括黄台吉庶出的儿子叶布舒、高塞、常舒、陶塞，阿济格的儿子和度、傅勒赫、劳亲，以及镶蓝旗旗主富尔敦等在内的共计七十五人，押到了斩首示众的刑场上。
孟乔芳眼见杨振登上了独木舟，心里也急。
杨振郑重其事地将处决这些人犯的任务交给了他，但在临行之时，却连多看一眼现场都懒得看。
孟乔芳也只好趁着杨振登上的那条船刚刚离开江岸之际，高声呼喊着，下达了行刑的命令。
七十五个或大或小的脑瓜被砍下，滚落在地，随后七十五具或长或短的尸身，被行刑队或抬着，或拎着，抛尸江中。
杨振当然听见了孟乔芳可以大声喊出的行刑命令，但他没有回头看。
对他来说，所谓的建州女真宗室，在昨天就已经成了过去时，原本历史上属于清王朝的那一页，已经被他成功撕掉了。
至于带着玛哈嘎拉金佛从乌拉城跑掉的正红旗旗主满达海，还有在城破的时候从布穆布泰和顺治小皇帝这对孤儿寡母手里夺走传国玉玺的镶红旗旗主罗洛浑，杨振都没放在眼里。
因为不管是满达海也好，还是罗洛浑也好，他们逃跑的时候，各自的身边也就只有几百人而已。
而且满达海与罗洛浑逃亡的方向还不同。
前者出其不意带着玛哈嘎拉金佛，沿江江岸往西逃，要去科尔沁草原。
后者直接从布穆布泰母子手里夺走了传国玉玺，带着逃去了宁古塔方向。
就在昨天晚上，沈志祥、方光琛等人离开杨振的大帐之后没多久，张国淦带着刘良臣悄然再次求见杨振。
他们向杨振仔细报告了拿下乌拉城后的一些不便于当众向杨振汇报的情况。
乌拉城之战，虽说以清虏小朝廷剩余人马的败亡，甚至可以说是全军覆没的结局而告终，但是这一战的胜利来得过于出人意料，以至于未能收获全功。
可以说，有得，也有失。
得到的东西很多，除了乌拉城本身以及乌拉城内的许多俘虏之外，清虏小朝廷和各王爷贝勒前一段时间好不容易运送过江的大笔金银珍宝，都落入到了入城征东军的手里。
截止到刘良臣、张国淦他们押送重要俘虏过江报捷的时候，过江的征东军各部，从乌拉城内的缴获，粗略统计光是金银两项，就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两。
至于存放在打牲乌拉章京府下辖各处仓库内的东珠、参茸、毛皮等珍贵物品，其数量更是短时间内难以计算清楚。
这两年，“大清国”内重大变故接二连三，先是黄台吉重病，去年又暴毙，暴毙之后多尔衮夺位成功。
随后八旗上层暗流涌动，其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动荡不稳，根本顾不上远离盛京的打牲乌拉章京府。
以至于在打牲乌拉章京府的各处仓库当中，积压了许多早就该解送到盛京城去的珍贵物资。
当然了，说它们珍贵，主要是杨振觉得挺珍贵的，毕竟光是其中大大小小上万张各种各样的兽皮，就是他现在迫切需要的。
唯一可惜的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多少粮食，看来这两年清虏辖区内部的饥荒也波及到了这里。
但是粮食对杨振来说，现在远没有兽皮来得重要。
这是乌拉城之战的收获，杨振相当满意。
但是乌拉城之战也有“失”。
比如杨振也想得到的那个传国玉玺，还有那一尊对草原各部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玛哈嘎拉金佛。
由于杨振麾下过江的人马数量不够多，同时对敌人实力的估计出入有点大，过江后各部人马的行动相对保守。
大批人马忙于在松花江东岸登岸处构筑营盘，防范清虏援军突袭，所以，能用于包围和封堵乌拉城的兵力稍显不足，没能在第一时间堵住和追上满达海与罗洛浑。
而这一切，导致了满达海抽冷子带着玛哈嘎拉金佛西逃，也导致了罗洛浑带着传国玉玺出城北逃。
这个结论，是杨振、孟乔芳、刘良臣他们综合了从乌拉城内掌握的情况和昨天夜里对那帮宗室子弟的审讯得出来的。
当时这帮宗室子弟打不敢打，逃也不敢逃，干脆选择做了缩头乌龟，最后都成了刘良臣他们的俘虏。
不过由于他们地位特殊，耳目也多，加上都是满达海、罗洛浑逃亡前竞相拉拢的对象，所以他们能够了解到的内幕和秘闻也多。
而这，对于杨振来说，也算是他们的最后一点用处了。
对于这一次拿下了乌拉城，但却跑了满达海和罗洛浑，错失了本该到手的玛哈嘎拉金佛和传国玉玺，杨振当然有些意外和失望。
但是他却并不认为，这两样东西在满达海和罗洛浑的手里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在杨振看来，就算满达海成功跑到了科尔沁草原，也没多大用，难道就凭他与科尔沁王公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就能请得动那帮科尔沁人出兵为他打仗？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满达海的地位没有那么高，影响力也没那么大。
事实上，如果科尔沁人愿意这么干的话，在他们以当时清虏两位皇太后和小皇帝的名义向科尔沁搬救兵的时候，那帮人就该出兵了。
既然那个时候都没有出兵，那么接下来被满达海说动出兵的可能性，可以说无限接近于零。
至于罗洛浑，野心不小，心眼也多，但是从他逃离乌拉城那一刻起，他就大势已去。
虽说他趁乱抢走了那一颗所谓的传国玉玺，但是光有一个传国玉玺，并没什么鸟用。
在他本人的实力不足以保住这个东西的时候，强行带走它，反倒有可能为他惹来杀身之祸。
再说了，这个所谓的传国玉玺，虽然被林丹汗、黄台吉等人视为传国玉玺，但实际上只是北元传承使用的国玺而已，根本不是华夏史上那个从秦朝传下来的真“传国玉玺”。
因为，其上面刻的文字，是汉篆“制诰之宝”四字，根本不是古代典籍明确记录的鸟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更没有金镶玉的残缺。
这一点，现在杨振圈子里的其他人，并不清楚，但是作为穿越者，杨振自己是很清楚的。
虽然他没有见过实物，但是却看到过许多关于这个“制诰之宝”的记载和考证。
草原上的那帮奉“北元”为正统的大汗们可能只是没文化，搞不清这个“制诰之宝”的来历，只知道它是天子的信物，所以是奉若珍宝，视为传国玉玺。
但是黄台吉也将其视为传国玉玺，就不只是简单的没文化了，而更多的是一场骗局，一场公开宣扬其奉天承运、天命在身的骗局。
历史上，因为从察哈尔部得到了这个所谓的“北元”传国玉玺，后金国内一片劝进之声，黄台吉也借此改“后金”为大清，从“金国汗”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清皇帝”。
所以，这个刻着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的所谓传国玉玺，是真是假，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其本身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在黄台吉改“后金”为大清，然后称帝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真传国玺的作用。
当然这个清初认定的所谓传国玉玺，后来的命运也很惨。
或许是为了掩盖真相，掩盖它是个假传国玉玺的事实，又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祖宗的无知或者是无耻，乾隆皇帝下令将其上面的所有字迹磨平，重新刻上了所谓的满文和新的汉字，让其沦为了清朝所用诸多玉玺当中的普通玉玺，从此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当然了，这一世，再也不会有乾隆皇帝这种内心扭曲龌龊、人格低劣到极点的下贱玩意了。
至于这个所谓的传国玉玺，若能拿到，当然是好的，可要是真拿不到，其实也无所谓。
却说杨振乘坐独木舟横渡松花江时，其前后左右隔着不远的江面之上，很快就布满了一条又一条由直径超过三四尺的巨木打造的独木舟。
这样的独木舟，每条一次可以乘坐渡江的人数有限，船上最少的五人，最多的十人。
加上抓着船舷跟船泅渡的，一次最多也就十几人。
但是船小归小，却架不住数量众多，而且往返也算迅速。
及至当日中午，按计划跟随杨振北上宁古塔的队伍，有一多半都顺利完成了渡江，抵达了对岸。